随他们去吧 我丁玲就是丁玲

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

“请问你是哪里人呀？”

“哈尔滨。”

“哦，北大荒农场批斗我和老丁的人里面有哈尔滨的知青，是不是你呀？”

“咔”地一声，摄影师的镜头定格住陈明的苍老与严谨。他年过九旬，因为青光眼，左眼皮向下耷拉。

“唉，他脑子不清楚了。医生交待过，千万不要让他回忆过去。有一回，电视里播放赵本山的小品。他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他们又在搞动作了，他们又要整丁玲了。”

不远处，现任老伴张钰低声说完，扭转头注视前方。

摄影师在陈明身边忙活，他视若无睹，缓缓拿起放大镜，和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1938年春，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丁玲在西安

1945年，丁玲与陈明在延安

丁玲、陈明与蒋祖慧在北京多福巷

年过九旬的陈明。残酷的政治运动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挥之不去，直到现在他还担心有人要整丁玲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

12年前。每逢周末下午，该书的整理者查振科都会去北京木樨地的一所老式公寓。

“我带去录音机，陈老也备了一台。他一边口述，一边沉醉在往事当中。”查振科强调了“沉醉”二字。

陈明告诉查振科，去延安前，他是上海麦伦中学的进步学生、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里的积极分子，原名陈芝祥，后为安全起见，他在学联里化名“陈明”。

1937年5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我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以下楷体引文均出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很快，陈明被分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他出演高尔基小说改编的独幕剧《母亲》中的儿子伯惠尔。

演出过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找到了陈明，说，“七七事变”后，延安文艺协会主任丁玲给中央打报告，申请成立一个记者采访团去前线。中宣部指示，要把抗大四大队演出《母亲》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员留下来，成立一个宣传队。朱光提议将两个准备成立的组织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带有文化服务性质的团体，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这个团就叫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我认识丁玲，是在西战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她便知道了我。

丁玲是西战团的主任，陈明是宣传股长。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前往山西抗日前线。春节后，一行人欲从临汾到潼关，转乘火车去西安。

这时我的胃病又犯了，于是决定让我跟随前站的同志先去西安治病。潼关火车站聚集了很多人……我们等来了一列火车，丁玲背起我就往蓝皮二等车厢上冲……到西安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感到丁玲对我特别好……超出了一般同志间的关爱。

“丁玲比陈明大13岁呢。照片上，你看不出她有什么魅力。她的皮肤还很粗糙。可她那双大眼睛老是笑眯眯，她能说会写，对人很亲切，这不也是魅力？”

说这话的是年迈的黎辛。1942年，他在延安任《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丁玲是该栏目主编。

“当年编稿，我、丁玲、陈企霞3人对坐成三角形。丁玲有时晚来一会，陈企霞就对我私下唠叨，她又迟到了，昨晚陈明肯定上她那儿去了。开始我还不懂什么意思，渐渐就明白了。”他笑了笑。

陈明的回忆录向世人披露了他和丁玲的情爱历程。

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妈妈告诉我，我父亲是冯达”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县，4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常说，母亲具有“极强独立意识和民主思想”，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我被那海军学生拉到她住处……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样的人……她又拿出一个玉质图章，上面刻了‘丁玲’两个字，问她：‘这是谁？’就说：‘我自己的，我要用这个名字，不用旧的名字了。’”

这段文字出自沈从文的《记丁玲》，“海军学生”是胡也频，胡曾在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1924年与沈从文相识。同年夏天，胡也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北大旁听的丁玲。次年秋，两人结婚，定居北京香山脚下。

1927年，丁玲发表处女作《梦珂》。第二年，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引发了巨大轰动。

“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多年后，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听到她不无得意地对人说。

1950年，丁玲回忆说，“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是济南高中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念，宣传鲁迅与雪峰（冯雪峰，文艺理论家）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30年5月，他们夫妇从济南返回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加入“左联”。

“我随母姓，外祖母给我取名‘祖麟’。后来在延安，我把‘麟’字改成双木林。小名小频，胡也频的频。”蒋祖林讲话慢条斯理。1980年，他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前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所工作。

“我出生70天后，父亲被捕。90天时，他被杀害。我4个月大就被送回湖南常德。”

悲痛的丁玲在心中呐喊：“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起死难的烈士。”

“丁玲承认她早年有过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倾向。20年代，像她这样的一批作家对家庭社会持有一种左倾激进的反叛性，但不一定归属某个政治团体。如果没有1927年国民党的转变，对共产党人非常激烈的清洗，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去认同一个政治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