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可承受之重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杂志加到了《读者》头上？这些愿望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太过匮乏？或许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大概没有其他杂志能够像《读书》这样了，换个编辑也成大事，要劳动同行为它办专辑，还在网上的论坛争论，把一次人事变动当作一个时代的转折。
　　从今年９月开始，我们就不会在《读书》杂志的编辑表上看到汪晖和黄平这两个人的名字了。做了十年多的执行主编，他们把全中国最多人看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刊物变成了最有争议的一块阵地。在他们的主持下，《读书》不只讨论话题，它本身就是一个被人讨论的话题，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看不懂”了。
　　我有不少朋友都说自己很久没有看《读书》了，理由就是看不懂上面刊的文章。《读书》真有那么难懂吗？我这些朋友都是饱学之士，如果连他们都看不懂，还在买《读书》的那十来万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其实“看不懂”往往只是一个模糊的说辞，它真正的含义或许是“拒绝看懂”，也就是不想花时间和脑力去搞懂自己本来绝对有能力明白的东西。而这种“拒绝看懂”的态度背后又有好几种可能。一是《读书》常发的文章都不属于自己感兴趣的范围，就好比一个对国际政治不感兴趣的软件工程师也可能“看不懂”巴基斯坦的政局分析。二是《读书》果然变了，它关心的题目和它进入这些题目的方式确实和十年前不一样了，说得再严重些，这可能是场典范的转移，于是老读者们就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了。就像一个传统左派过去谈到什么都说是“意识形态”，他今天可能就很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话语”和“论述”了。
　　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实实在在的风格问题。你看惯了十年前沈昌文主编的那种文人趣味，自然会嫌今天的《读书》学术味太浓，政治关怀太强。文人趣味虽然也不是人人欣赏得了，但是学术的东西似乎更远离群众，政治的东西似乎更叫人觉得沉闷。所以在很多老读者看来，不是他们拒绝了《读书》，而是《读书》拒绝了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应该也能看懂，只不过他们不想把精力花在《读书》上；真要深入钻研后殖民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他们何不直接去读有关的专著和学报呢？在他们的心目中，《读书》不该是这样的一本杂志。
　　那么《读书》应该是怎样的一本杂志呢？这就牵涉到预期的问题了。编辑的预期与读者的预期。
　　身为一个老读者，我觉得汪晖和黄平其实干得不错，让我知道了不少中国学术界的新动向，和某批知识分子关心的新课题。但是我发现我很难准确地定位它。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但它又还有陈四益的漫画与几位上一代作者的忆往札记散文杂说。看来不只读者们缅怀昔日的好风光，连编辑也不能断然割舍过去的宝贵遗产。你把它当成书评杂志吧，偏偏它的书评比例又少得很。它是份针对一般有教养的读者的文化刊物吗？有时候它又有一两篇学术论文，而且文字也不清爽利落。它是个学术论坛吗？认真计较起来，《读书》恐怕还不够严格。
　　细看种种关于《读书》的非议，你就会发现那都是大家投射的期望。批评它被“新左派”把持占据，不够宽容，你就是在期望一份完全公开不设立场的知识平台。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批评它的文字太过生硬风格太过学术，你就是在期望一本类似《纽约客》的文人刊物。批评它的书评数量太小种类有限，你就是在期望一本像《泰晤士文学增刊》或《纽约书评》那种正宗书评杂志。《读书》就像盏阿拉丁的神灯，每个人都以为搓它一搓，就能满足自己的三个愿望。我觉得它真正的毛病就在于这十年里想要满足的愿望太多，编辑的志向固然大，读者们更是欲望无穷，于是走起路来左摇右摆把持不定。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人钦羡的《纽约书评》，其实它也饱遭恶评，其中一条罪名就是说它的立场太鲜明，不够开放，作者来来去去就是那么一堆人。所以有人戏称之为《纽约彼此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 Books），今天你评我的书，明天我评你的书，你来我往，不亦乐乎。但是四十年下来，它就是坚持自己，于是才有一批偏向欧洲新左的作者投向了锐气更盛的《伦敦书评》。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杂志加到了《读者》头上？这些愿望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空间太过匮乏？或许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