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已改变，调整改革思维迫在眉睫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时，中国该如何改革？

1990年代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农民工已达2.5亿。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　新华社/图

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摩擦加剧、内部需求与资源约束的挑战，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是能智慧和平稳地在本世纪中叶完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还是会像很多进入这个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临门一脚时落入“发展的陷阱”？这是即将面对的主要挑战。

改革远未完成，但主要矛盾已改变

过去30年，中国在国家和市场同向推动下，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个主要障碍，创造了30年持续不衰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现在，改革开放的使命并未完成，但已变得日益复杂。以开放为例，打开国门所带来的振聋发聩效应早已衰退。封闭已不是经济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对外开放能走多远，少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多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和你来我往的博弈和算计。

就改革而言，中国已在整体上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很多重要领域并未完成。麻烦的是，不少集中在能源公用类自然垄断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这些大众及政治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哪些要推进和如何推行市场化改革，哪些不能或不宜简单市场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改革与反改革或保守之争，而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宏观经济社会的平稳，而不能再简单地以市场化为旗帜。

更加复杂的是，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不少是以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为主。在这些领域激进的私有化，会使私人资本和家族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和社会事业领域，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大众的分化和反弹，以及造成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巨大动荡。显然，改革的取向和分野都已不再像初期那样单线条了。

因此，大致从本世纪初开始，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和单一公有制与现代化转型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就已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如：

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另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与畸形商业化，国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