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谈论斯大林时,谈论些什么

2009年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过2000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军乐伴奏下唱起爱国歌曲,舞台上方挂着斯大林的巨像,他身着军服,威严地看着台下。诗朗诵时,有人开始啜泣……

“也许比这场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类似“斯大林重获俄罗斯人青睐”的新闻近两三年并不鲜见。2008年,在“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位列第三,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3世纪击退欧洲入侵者的俄罗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一家饮料商把斯大林请上了自己的产品商标。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Harun Yilmaz是一位斯大林研究者,自1999年起便在前苏联地区生活,“在俄罗斯,确实有不少人怀念斯大林,”他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有一种混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奇怪意识形态,他们把斯大林视作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而他其实是格鲁吉亚人和国际共运的领袖。另一个力挺斯大林的群体则人数很少,他们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拒绝以客观的视角重新看待斯大林时代。”

“(怎么看斯大林)和年龄有关吧。”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说,“那些年龄大的‘老战士’对他很积极,但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有更深的了解。”基里洛夫生于1955年,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在父辈的讲述中,斯大林时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很高,没什么民族矛盾”。不过,基里洛夫知道,他们家族的一位亲戚曾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更重要的是,在他成长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几乎与基里洛夫同龄的北京手递手公司总经理尤里·宜刘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记得毕业前他就和同学读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社会怎么一回事,死了多少人,我们非常清楚。”所以,他认为“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调查结果非常奇怪,“他们不懂历史,人人都喜欢有实力,但一部分人分不清好的实力与坏的实力。”

基里洛夫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视他为党和国家的伟大领导,没有他,列宁思想不会发展,他在经济和反法西斯上贡献巨大;有人则指责他是独裁者,剥削农民,压迫社会。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会承认“斯大林是一个大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俄共的支持者在变老,当然共产党以外也有很多人喜欢斯大林,”基里诺夫解释说,“他们会和现在对比,说斯大林个人不腐败,国家补贴住房,而且生活很稳定。”

Harun不同意给斯大林时代贴上“稳定”的标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超过2000万民众从农村‘被迁徙’到城市;在大清洗时期,每个地区都有揪出人民公敌的任务量,按月完成;1936年到1938年,恐怖局面得到缓解,但是清洗一直延续到1941年;还有人说,在斯大林晚年,他还计划着发动新一轮清洗……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是稳定的。” 

“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今天的俄罗斯人多数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过。“那些脸上挂着笑容说起‘斯大林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Harun提醒说,“那个时代的生活记忆与有着斯大林高大形象的宣传画面相混合,造成一种模糊的图景。”

“想象你是一位红军将领,在社会上颇受尊敬,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一般人买不到的商品,有一辆黑色伏尔加,你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车,你还可以去黑海之滨度假。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且已经40岁了,你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享受黑海,它属于另一个国家了,你发现奔驰比伏尔加更好,你发现原来因为‘投机倒把罪’坐牢的商人,一夜之间拥有了原属于你的奢侈生活。整个世界颠倒了。相同的故事发生在厂长、主任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家具厂的工人,你被告知你们生产的家具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为此骄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错。突然之间,工厂关门了,因为再也没人愿意买你们的家具,你的社保也没了,国家无力负担它了……”Harun总结说,“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阶层,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福利,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会怀念苏联。不过,对于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有办法在新社会继续掌握权势。”

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工的俄罗斯人也不大怀念斯大林,他们买了洋车,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旅游,“他们只想忘掉争论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利经商,但是,腐败和各种官僚制度显然令他们处境艰难。”Harun说。

有趣的是,基里洛夫和尤里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怀念者的一个“心理问题”。“(对于斯大林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人承认有,但说规模不大,或者说有,‘但是我很幸福’,”基里洛夫说,“他们不是在保护斯大林,是在保护自己。”尤里则说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们说斯大林不好,那么意味着他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也应该承担一份斯大林的不好。”

“大部分俄罗斯人是‘父亲主义者’,”尤里说,“我们需要保护,谁给我们保护?靠父亲!靠国家!有一个父亲为你做好一切决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轻松!”

“绝不容许丑化俄罗斯民族历史”

进入1990年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俄罗斯人的兴趣焦点转向西方消费品,社会上对历史的关注很快降温。

2007年6月,在俄罗斯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上,时任总统普京呼吁教师们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鼓励编写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同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参考书)》,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这一节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使用强制手段的合理因素,“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只是到了最后一段才提及斯大林执政“还有另一方面后果”,“他取得的成就——就连领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个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

学者成庆分析了普京试图从斯大林时代发掘政治资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残酷性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保留下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迎合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打击寡头,与此同时,在他的强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谱系中凸显出来。最终,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承袭下来的国家现代化的传统,经由斯大林与普京,进行了一次精彩对接,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也开始对斯大林产生兴趣,政府、学校、报纸都告诉他们,要更多地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个俄罗斯的历史节目会这样告诉观众,“确实有成百上千万人牺牲了,但作为爱国的一代,他们的付出是为了换来俄罗斯更美好的未来。”至此,怀念斯大林已不仅仅是“遗老”们的情结,更是那些为俄罗斯跌出一流国家而忧伤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历史和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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