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惟一一个报信者
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你知道我们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蛙》
蛰伏近4年，莫言推出长篇小说《蛙》，通过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长信和一部话剧，讲述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的一生。“蛙”有多重隐喻：是婴“娃”、是女“娲”，也是高密东北乡的生育图腾。“从我出生那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已萌芽。在老家，我这样年龄的人，就是我一个真实的姑姑接生的。”
小说中，“姑姑”几十年里忠实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袭击。“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莫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有网友回应，“这个故事看到后来让我不停掉泪，并不是感动，是作者对中国人生存问题从骨子里的悲悯之情……中国人的命运，大抵离不开‘政策’。”
莫言在台上演讲，“1980年中共中央号召独生子女的公开信，到现在发出整整30年了。学者、专家已经公开争论了很久，希望恢复到二胎；但实际上大家对当下农村的生育状况并不完全了解。计划生育，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政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国家形象。小说中确实涉及敏感问题，可能也会引起争议。”
“听说您这部作品打算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台下冒出了敏感问题。
“我说，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言，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我也很为难：不写重大题材、敏感问题，就有人批评，你看这个作家，就会写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问题，不关心社稷民生。如果我写了，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又向西方献媚，揭中国的伤疤。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写怎么写。”
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大得多
祖父说，村后小石桥上，有个“嘿嘿鬼”，夜晚一人过桥，他会在背后拍你的肩，发出“嘿嘿”冷笑声。
1970年代，莫言下夜班回家，必须从小石桥上过。月黑风高，他就放声歌唱，飞奔过桥。母亲说，深更半夜为什么要嚎？
“我怕那个‘嘿嘿’。”
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
莫言后来明白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狂热的政治，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他说，《檀香刑》是一个寓言。“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两岁时，这个命大的“地瓜小孩”曾掉进茅坑里，是哥哥把他拎出来冲干净的。
儿时的莫言瘦得皮包骨，细长的脖子，挑不住那颗沉重的脑袋。他和小伙伴们吃野草、啃树皮，甚至抢煤吃。“1961年春天我们村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好极了。”
5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里是中农，莫言又因事得罪了老师，被剥夺了上中学的资格，回家放牛割草。孤独让他学会了观察与倾诉，他甚至常自言自语。一次他对着树木说话，母亲见了，担心地对他爸说，咱们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四十一炮》就是我的乡村经验，我曾经是个很饶舌的孩子，有强烈的说话欲望，但后来被压迫住了。”他取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红高粱家族》表现了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3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极端饥饿的日子里，邻村的右派大学生启发了他。“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吃3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15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经历，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
农村没电，只能点着很小的油灯看书写字，火柴每月每户两盒，纸张、墨水更少。“当时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村庄，我永远都不再回来，所以我18岁那年就报名参军。”结果，身体合格，政审不合格，连着两年再去，还是不行。“1976年我21岁，那是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找朋友走了后门，才当上了兵。”
因为参军，家门口挂起了“光荣人家”的标牌。“我记得民兵连长来给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脸冰霜，离我还挺远就扔下通知书走了。我当兵走的时候，很多贫农在街上大骂，‘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当不了兵，竟然让一个老中农的孩子当了兵！这是什么世道？阶级斗争不搞了？’我感到一种威胁，这个村庄伸出无数双手要把我拖回来。”
新兵训练结束，莫言被分到渤海湾畔站岗放哨，“身体站得笔直，但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小说的事”。1979年发表《春夜雨霏霏》，他崭露头角。4年后，已被提拔为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调到了北京，他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表扬。几个月后，他便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正式走上了创作道路。
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参军前，20岁的管谟业，是县棉油加工厂过磅组的临时工，打得一手好算盘。闲时常躺在棉花垛上眼望蓝天，喃喃自语。
工友看到，开玩笑：“小管，神经？”
他坐起来，笑了笑：“您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这个“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乡下农民（莫言自嘲），有一座志怪淋漓的文学共和国。
高密东北乡，真实地名高密大栏乡平安村，地处胶县、高密、平度三县交界，只有一片低洼的荒地，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牛羊，大栏由此得名。
莫言下意识地把“高密东北乡”这5个字写进了小说《白狗秋千架》，此后，他的很多小说里，高密东北乡成了专用的地理名称。
1985年，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声誉；没多久，他又“吼”出《红高粱家族》，确立了文坛地位。
《红高粱》的写作有些偶然性。
“当时我在军队的艺术院校里学习，有一次开会，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
莫言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没用一个星期，他就写完了。
很快，张艺谋剃着光头、穿着短裤，从太行山《老井》拍摄现场赶到北京来了。“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那种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虽然素未谋面，二人聊得投机，很快谈定《红高粱》的改编权。“所有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都是农民兄弟，我找一个工人、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莫言对张艺谋没什么要求，“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他的红火，也有几分“出口转内销”的意味，张艺谋的电影、葛浩文的译本，令他笔下鲜红色的暗流涌入了西方世界。“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架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上了世界文学的版图。”（《纽约时报》书评）
管它是不是神话，莫言说，“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我以前写《檀香刑》，被很多人骂，外号叫‘嗜血恶魔莫言’。这次《蛙》写得十分克制，人到手术室，门一关，里面顶多传出来一点声音。真要写血腥，可以比这血腥10倍，我已经非常克制了。”
10余部长篇、100余个中短篇，莫言的写作数量与精神体积，在中国作家群体中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小说，依然有着赤裸裸、血淋淋的生命力；许多年过去，很多同道搁笔了，惟有这个“嗜血恶魔”逃脱了，“来报信给你”！
作家是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客房的花瓶里，插着一枝紫色的植物，颇为神秘。
聊着聊着，莫言的手指不禁伸向了“她”，轻轻地，他嘴里咕哝着——睡莲？！
植物出了瓶，茎部开始滴水，他有些欣喜，“居然是新鲜的，真好。”
55岁的莫言神态稳重，拿捏香烟的姿势都显得安详。“在家抽得少，出来碰到一群烟鬼，偶尔抽一点。”在部队时，他可是一个劲猛抽烟卷，“刚开始写作时，很痛苦、很难，抽烟、熬夜。当时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来写。”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晚上写作了。如今住在北京平安里，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中午11点午餐，小憩片刻，起来再战。写作时手边会放一本《高密县志》，“都是些大事记，为了在技术上不犯错误”。
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希望能在靠山靠水安静的地方，房子里摆放着纯粹古典式的木头书桌，有一杯好的普洱茶在旁边。现在住在楼房里，一开窗就是一片喧闹声。”偶尔他也怀念过去，“80年代很多作品是跑回老家去写的，很多小说是在供销社的仓库里写的，里面生了一个煤炉，但是外面也很吵。”
每部新作的第一读者，是守候多时的出版社编辑。“我太太从不看我的小说，我也不给她看，女儿也不给看，改完再给她看。写作很隐秘，是一种赤身裸体的状态。我在电脑前写小说，如果有人站在后面，我感觉别人在窥测我的隐私，背后直冒冷气。”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写作真正占据的时间并不多，“我是突击性写法，即便写了几年的小说，也主要是这几年中的一个月左右完成的。但是，跟文学有关的活动，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外国作家来中国，他常常得出席。“出版社让我给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颁奖，颁奖仪式必须有演讲。”为了准备讲稿，书桌上多了本《新世纪文学论稿》。
尽管各种声誉接踵而至，各国作家、记者不断造访，莫言并未被冲昏头脑，他仍是那些老战友的好哥们。“说实话，我的朋友跟文学很疏远，真正的贴心朋友反而是从事别的工作的。住在部队院子里时，有一些当兵的跟我特别好，还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朋友。”
他言辞甚少，肚子里却装满逸事趣闻。在国外演讲时，他把作家比作乌苏里江中的大马哈鱼；与记者对谈，他又把作家比作肚里排着一团卵的老母鸡。他是健谈而有趣的。
“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全部作品的题材，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还有那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奇诡的梦影。“我天天做梦，每天夜里都沉浸在纷繁不安、乱七八糟的梦境中，感觉50%的脑细胞是清醒的，大脑只有一半在休眠，似睡非睡，醒来后往往感觉夜里在梦境中奔跑得四脚乏力、筋疲力尽。”
“听听戏曲，是种放松，也是艺术熏陶。”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朋友送来一套宫崎骏，“每部里面都有不同的动漫形象，都有很紧张的气氛、很神奇的东西，我全看了，很好看！我也喜欢可爱的东西。”
采访中间，莫言接了个单位来电，年底要填写各种表格、汇报工作，他态度谦和、恭敬，在体制内、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