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图书（非虚构类）：刘瑜《民主的细节》

致敬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介绍和研究欧美的书籍多不胜数，但我们愿把这一本挑出来，归到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以及郭嵩焘、曾纪泽的出使日记等一类里去；时代虽不同，一样是作者凭自己的亲历和观察，对异国情状的“细节”叙述，读来亲切有味，大开眼界。本书的“细节”属于“民主”这个大题目，自更有其特殊的吸引力。

在本书带有自序性质的第一篇里，作者说到了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180年前，出于对自己的祖国陷于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大惑不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来到了北美新大陆，探讨民主在这个国家里的实际运作情形。他的考察尽量避免偏见，力图如实描述他亲见亲闻的美国，结果成就了名著《民主在美国》。

是不是可以认为刘瑜的这本书是托克维尔这部大著的续编呢？时间几乎过去了二百年，美国和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变化，在书中人们看到了许多不同于托氏的新论点。当然，现在还不能说刘瑜就是今天的托克维尔。刘瑜讲述美国故事的时候，心里同样想着她的祖国。例如《就这样被你笑话》一篇谈到美国电视天天笑话现任总统，从而想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而想到明太祖的杀人；《怎样保护弱势群体》一篇，拿山西黑煤窑奴工获救的报道来和哈佛大学解雇一名清洁工的事例作对比，指出这名清洁工是在独立工会的帮助下才胜诉的，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要有“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

民主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老欧洲当时对此争论不已，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以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政教习俗则是决定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他说的民主，既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学的概念。他的书，着重考察新大陆怎样“将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种制度和生活习俗之中”，因为惟有如此，政府权威才能受到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才能得到保护，而各个阶层才会取得一种牢固的信任感，民主才能健康发展，妥善运作。

以往人们对民主进行了许多抽象的理论探讨。这种探讨当然很有必要，也应该继续进行。但对民主仅仅有一种抽象层面的理解是不够的。刘瑜的《民主的细节》，让我们深切地感到：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有民主在闪光。如果说抽象的民主理论，只能让我们对民主产生一种粗略的理解，那么，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则让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走向精细。这种精细的表现之一，便是让我们明白：民主并不意味着“完美”和“至善”；“民主”是一种众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国人在民主问题上常表现为两种偏向：一是仅作概念化的理想观，兼以盲目诉求的热情；另一则是西方民主一概以“虚假”、“骗人”视之的成见。各趋极端，却两极相通。像本书这样，在具体的细节上给人以平实而贯通的知识，是足以说服人摆脱成见的。作者自谓写作结集在本书里的文章，乃出于“对缺乏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反感”。她通过说故事来说明道理，说事和说理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作者真是文章的高手，跟着她一路行进，花团锦簇，目不暇接，却一步不偏“精确性”的无形轨道。

在精英治国与平民自治，自由与平等多种张力场中，刘瑜暂时搁置起自己的价值立场，把民主从抽象的学术概念化为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不管你是否喜欢刘瑜笔下的这种民主，你都应当去了解它，因为，民主正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惟一来源与基础。民主根于人性中对于自主的要求，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这种要求才能充分而合理的实现，才能把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合理地协调起来；才能使社会能够不断的自我协调，而又保持相对的稳定；才能使国家、社会的管理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保持较为正确的关系。

（朱正、王学泰、陈克艰、王焱、王彬彬）

●终审委员（按年龄排序）

朱 正 著名学者、出版家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克艰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王 焱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终审委员点评年度致敬提名作品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维埃帝国的兴亡，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国内外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预料今后还会有新的研究著作问世。不论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多少种，《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无疑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必将受到当代和今后读者的重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解密的苏联档案。因此其中许多论点，都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还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毛泽东就急于出兵介入，只是当时斯大林、金日成对战局前景很乐观，根本不愿中国出兵。后来局面恶化，完全无法维持，才请求中国出兵的。这说法完全有档案材料作根据，就和过去流行的出版物的说法大不相同了。又如中苏论战时，中国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说他提出和平过渡，是放弃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修正主义。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早在二战尚未结束之时，斯大林就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说：“当我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第579页）“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第572页）可见当年中国的批判者太缺少想象力了。 （朱正）

中国看美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既隔着重洋，怎么看也是“远人”。而中国看苏联，则不仅是邻居，始以兄弟交欢，继又兄弟阋墙，最后，兄终弟及，扛旗大业，艰巨独任，始终是痛痒相关。所以，一部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客观的、冷静的、全面的、“实证性”的苏联史，就特别难产，今既产出矣，则尤觉难得。“实证性”是本书主编沈志华绪论中的自评用语。这个词语时髦而多歧义，但用在本书上意思十分明确，并且正确：本书写作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既多且新，一皆取于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内秘档”。历史研究上常有“抽象和宏大问题”的争论，所争若关于“真理”，是否越争越明，不知道；若关于“事实”，如果证据不足，材料缺乏，则肯定越争越糊涂。此时新材料之涌出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苏联解密档案不仅为苏联史、甚至也为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问题的新观察和新研究，提供了绝佳条件。本书由众多专题论述组成，涵盖广，挖掘深，苏联史的方方面面尽在目前，各方面的环节程序历历如绘，说是一部“通史”，也不为过；因为通与不通，原不在架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猜想，“三十年代大清洗”和“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两章，将最为有“历史感”的读者所注意。但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既不会在时间里、也不会在空间上重复。“以史为鉴”的古训，绝不是吸取教训、以免重复的意思。谁能告诉我，历史上哪一场悲剧（或曰浩劫），是因为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而以重复的方式发生的呢？ （陈克艰）

★《问史求信集》

本书主要作者阎长贵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江青的专职秘书。对“文革”的内情了解不少，书中有回忆的材料，写作者亲见亲闻的材料，甚至有自己直接参与其事的内容。例如《一张反对陶铸大字报的出笼经过》和《两句诗的来历考辩》，这些都是可看作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就是参与其事的。

书中还对长期流传的一些不实的说法作了考辩。例如胡乔木说江青陪同马科斯夫人参观小靳庄时汽车撞死了人，表现了江青的“残忍”。作者对相关的知情人士作了调查，知道胡乔木所说的这一件事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胡乔木是被若干人认为是党史权威的。作者也能够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指出他的误说。

更可贵的是作者的写作态度。当年他们二位当然都是忠心耿耿地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布置给自己的任务的。而现在能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为“文革”辩护，也不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辩护。书中就有一篇《“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批评一位作者说的“文革是历史的试错”的论点。并不是每一个过来人都能有这种态度的。例如王力，死前不久还在访谈录中为自己辩解，为“文革”辩解，引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对比起来更觉得这本书的可贵了。（朱正）

“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虽然关于“文革”的性质已经早有结论，可是由于对它的研究、宣传设立禁区，使得年轻一代对于“文革”一无所知，乃至近几年来网上、社会上有一股为“文革”翻案平反的逆流出现。有些年轻人因无知，认为“文革”是六十年来没有腐败、最自由、最平等、人民最有地位时期。本书的出版是对这股逆流的反击，用大量的史实揭示了“文革”的真相。作者一位是江青的专职秘书，一位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他们工作在“文革”领导核心，目睹了许多重大事情的发生，深知其背景。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了“文革”之初的重要史实和重要事件。例如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产生与演变，如果不是当事人所述，光靠文件记载很难弄清细节。所以此书不仅是当代人修史，而且是当事人修史。当事人修史，由于身在其中，往往有所讳饰；本书两位作者，自1968年后长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坐过数年监狱，对当年的“荣耀”有所反思，叙述当年事，比较超脱，比较客观，为研究“文革”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史料。（王学泰）《问史》是阎长贵、王广宇的回忆文章合集。两位作者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对“文革”的发动做了切实的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两位作者的回忆，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该书最值得称道之处，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的立场，是斩钉截铁地认为“文革”确实是灾难、是浩劫。对一些细节的披露、对一些真相的揭示、对一些讹传的指谬，都有助于我们对“文革”有更真切、准确的理解。但在对“文革”的反思上，深度则不够。 （王彬彬）

★《七十年代》

我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过来人。比起书中的各位作者来，我大约要年长二十多岁吧，这样我就不会有当“知青”的资格了。但是书中许多作者所有过的坐牢的经历我也是有的。许多作者写到的“九·一三”，“四·五”，我对那时自己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我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这里写的，就是千真万确的真正的历史。七十年代人们的心态，书中说：“整个社会充满着人心思变的气氛。”（第183页）1976年4月5日，“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第231页）这些话真是说得太深刻，太真实了。

有人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般的史籍所写的，多是军国大事。而在每一个时代，芸芸众生是怎样生活，或者说是怎样活不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历史。这本书，就是描写中国七十年代最有价值的史籍。

主编李陀在序言中说，本书作者们限于知识界、文化界，这也正是我阅读时稍觉不满足的地方。因此我很赞同他扩大作者范围的考虑：工人、农民、直到社会底层的各种贱民，弄出个十卷八卷，必能更深更广地反映这个时代！ （朱正）

三联书店这本书基本上是生于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知青的作品。这一代人，主要是两个记忆。一个是革命的记忆；一个是被抛弃的记忆。革别人命英武非常，青春无悔；被抛弃则不免怨怨艾艾，这也是人情之常。此书选择1970年代某个或某几个特殊的生活场景，展示了那一代的精神风貌。（王学泰）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以文学革命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反对旧体诗文，以为有“模拟古人，无病呻吟，用典”等几大弊端。旧体诗作为古代的文体形式，想要用以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确实具有一定难度。从那时以迄于今，经历多次革命的摧枯拉朽，按说那种古老的文体形式早应当寿终正寝了，可立足于21世纪，点检汉语诗歌过去百年的成就，当新诗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困顿境地（见北岛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书面发言）；反而是旧体诗歌放出了异彩。人们发现，陈寅恪、聂绀弩、杨宪益三个人的旧体诗，构成了一部真正的诗史，映现出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里知识人的心灵变迁。作为一种文体形式，旧体诗文包蕴着中国知识人不死的高傲灵魂。这个事实很耐人寻味。这就无怪有像本书的编者侯井天那样的人，作为聂绀弩旧体诗的爱好者，穷二十余年之力，为之辛勤搜罗佚诗，考订史实，注释诗句，串解集评了。

几十年来三翻四复的政治潮流，裹挟了那些抱持理想主义的单纯的知识人，把他们卷进了各种不同名目的政治运动，一代知识人的厄难，难以言喻的苦恼，莫可名状的心态，是五四以后的浅白文体难以承载表现的，反而是旧体诗的文体形式，能够状难摹之景，抒难言之情，留下无量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供后人体味、吟咏。古今互惠，在此建立起一种意义间的联系。然而要真正读懂这些诗文，除了古典以外，更多了一种“今典”，在古典今典之外，还有“今情”，这就需要像侯先生这样的疏通致远工作，以帮助当下读者扫除阅读的障碍。译注者辛勤考订注释的热情既令人敬佩，也让人感动。不过解说诗文也不能专主考据，那容易使“佳诗成为死句”，所以，舒芜先生甚至有“注释过繁”之叹。 （王焱）

聂老的旧体诗是他心灵史，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正直的、关心祖国人民命运的知识人在特定时代的遭遇。聂诗的格律之奇、遣词造句之奇，已为熟悉旧体诗的人们所共知。侯井天更是奇人，以古稀之年，为弄懂聂诗，调查与聂翁相关人士有一百余位，来往信件，不计其数，孜孜矻矻二十年，以成此书。被读者誉为义士。这在商业大潮覆盖一切时期，真是奇事。侯先生曾自费多次再版聂诗注释本，自1986年的第一印本到2005年的第六印本直到到现在正式出版，每次印刷出版在逸诗的收集上和注释上都有一定的进展。最初的《散宜生诗》只录聂诗262首，而到了“全编”增加一倍以上——640首。在“寻人”和“查事”上侯先生用力犹勤，被人誉之为“神探”，一一破解了与聂诗相关的人和事。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