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长篇小说年度报告（虚构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2009：长篇小说的丰年

文学更像是进入了孤军奋战的年代，就此而言，当代的文学已无任何总体性可言

2009年，先有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处于它最好的时候”，后有与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国际汉学大会上提出“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在返观2009年的中国文学时说：“如果一个人2009年来到中国，并且试图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中国的文学，他想必会认为，中国文学正在生存还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上痛苦挣扎。在此之前，德国人顾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国文学提出了严厉的指控。在最初的震惊、略微的挣扎和低声的声辩之后，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以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接纳了他。顾彬想必发现，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鞭挞和被鞭挞的快感正在他的听众中间震颤，而一根德国鞭子的威严训诫，显然使事情高潮迭起。”

尽管2009年中国散文作品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张炜的《芳心似火》等抵达了为文学行家所折服的境界，也尽管一批80后作家纷纷办杂志成现象，还有诗歌活动如火如荼，虽然诗歌还未有回归中心的样子；文学之界大有可说的事情颇为不少，但最为突出的景观，大抵是长篇小说的丰收，小说家们多数褪去了浮躁，憋了几年，都在这一年整出大部头来。

中国人之罪与悔

“写作从来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美好，也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卑鄙”。

说这话的是苏童，他以此表达自己对写作的个人化态度。

因为性格的原因，多年来苏童回避在公众场合曝光，非常安心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做一个写小说的小市民，对这样的生活非常习惯，也很享受。”苏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2009年苏童做了两件事，一是搬家，一是完成了长篇小说《河岸》的写作。

“我是苏州街头长大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扎堆住过，到了南京以后，除了有几年住单身宿舍，其他时间周围住的全是普通工人，还有白铁匠，他们当当当当敲打铁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写东西，我很习惯，他们不敲我反而觉得出什么事了。后来搬到一个居民区，在南京市中心，还是底层的，下岗工人，他们喜欢在公共的空地上永远扎堆。”

“我住的那个房子之所以要搬，其实是非常私人的原因。我们楼上有个精神病人越来越严重了，有一次下雪天我跺了跺脚，就被他羞辱了一顿，我突然发现被羞辱的感觉是很难受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家隔壁出了南京蛮大的一个凶案，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楼道，我在心理上有点承受不住，所以决定搬家。”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苏童很久不写长篇，《河岸》的写作让人重新感受到他当年写作鼎盛时期的风采。《河岸》是写‘文革’的，解说‘文革’残酷人生，但是他的文本有一种残酷之美。”

美国已故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曾评述《河岸》：“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外套，任性而优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把《河岸》看成一部民族志学：“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2009年11月16日，第三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大奖于在香港揭晓，《河岸》摘冠。

北大教授陈晓明在向南方周末提名推荐时说：“《河岸》是苏童对先锋派的一次成功回望，尽管我们对那段历史已经烂熟于心，但苏童的叙述却轻舟搏浪，峰回路转，婉约有致，妩媚多姿，却韵味横生。汉语小说的华美与纯净在苏童这里有纯青之色。”

2009年，普遍被看好的还有莫言的《蛙》。

《当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