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慢慢变成场所

    四方田犬彦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文学系艺术学科教授，主讲电影史。今年2月，他写了一篇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文章，论述“有记忆的空间才叫场所”，并以纪录片《靖国》为其中一例，发表于日本《新潮》杂志4月号。当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多月以后，会发生被他称为“愚蠢的丑闻”的停映风波。

    有朋友问我要不要看中国人拍的一部叫《靖国》的纪录片，说花了十年的时间。猛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就是一般的日本人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吧。
    在国粹主义者当中，可能会有人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为什么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拍这个片子？靖国神社和祭祀在里面的英灵，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可能理解的。”每年8月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事一直受中国指责，而这位旅日的导演正是来自于中国，也许没看电影以前，脑子里已经认定这是一部政治宣传片。但是，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电影，一部优秀的影像作品往往表面上主题接近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而仅一层之隔，它却能出色地发挥批评作用，将超越政治宣传的深刻的洞察力投向它所要描绘的对象。很多时候，这样的作品反而表明了敢于接近禁忌题材的导演或者制作方的伦理性。
    李缨以靖国神社作为纪录片的主题，其目的不在于该神社合祭着A级战犯，也不在于日中关系为此如何如何，因为李缨导演了解这是“日本人论”的一个环节，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情结。这部片子花了十年功夫采访和拍摄，担任副导演和录音的中村高宽，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回国后拍了《Yokohama Merry》(2006年)这部优秀的纪录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我坚信，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有着深刻感性认识的李缨，联手在北京留过学的中村高宽，决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定位在单纯的政治宣传上。在试映室看完之后，我深深地为片子的一气呵成，感到痛快淋漓。
    《靖国》一片中，既没有把该神社当作神圣的死者长眠的严肃场所来描绘，也没有把神社作为在虚伪意识作怪下无价值、无意义的空间来讽刺批判。李缨的靖国神社是作为一个祭祀空间开始的，这里多种对立的声音争执着，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追根溯源。导演的姿态是将这里产生的所有的杂音，作为事件无偏颇地加以处理。
    各种各样的人来到神社，举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穿着旧军服，步履纹丝不乱的老人。也有围着项圈，唱着陌生歌曲的男子，他们是住在台湾山地的台儿族，曾几何时，他们的祖、父辈被征作为日本兵，死后又作为英灵被祭祀在此。然而，对于他们的抗议，对于他们愤怒中包含的主张，神社方一直置之不理。
    另外，神社中所见的奇异的装束和言行，《靖国》都一视同仁地让其共存，神社成了被过度放大的庆祝祭祀空间。为靖国英灵默默祈祷的人、借着神社政治示威的人，还有企图妨碍示威的人，在这部片中都变成了丑角，都显得那么荒诞。李缨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他的影像把这个场所潜在的力量显现出来。
    我认为，如果李缨导演只是盯着这些不同群体中蔓延的歧视与偏见的话，有关靖国神社在日本人心中的整体印象，他是无法理解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为《靖国》片子的一半，实际上，影片是另外一部分，导演则介绍了该神社一直流传的靖国刀的由来，并详尽地描写了延续至今的锻刀过程。如果说前半部是喧闹的祭祀庆典，后半部却是寂静的，导演捕捉锻刀工作和相应的世界观的虔诚，可谓一目了然。
    九十高龄的刀匠，对待工作没有丝毫的迟疑，他一板一眼地在观众面前展示着剑道的真髓，其形象本身具有强烈的禁欲性。而且，他以平民柔和的口吻毫不犹豫地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一丝歇斯底里的攻击，连对中国的敌意都没有。通过这个长长的画面，李缨导演明确地告诉我们，和石原都知事、小泉首相以及那些举动疯狂的右翼青年相比，这位朴实的刀匠的言谈举止才体现了日本最本质的东西，如果对于这一点不能深刻体会的话，围绕靖国问题，日本和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无法达成的。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历史解释的正当性的层面上，谁也说服不了这位老人。而正是像锻刀老人这样的人以无名氏的形式，让靖国神社的理念顽强地保留至今。
    在空间慢慢变成场所的过程中，有多少力量在较量，这是《靖国》的主题。就像聚集到靖国神社的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和怪异举止一样，所有的记忆都被恶俗化，严肃的场所背离了原来的意图，渐渐地沦为喧闹的祭祀庆典之地。该片细致地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了。
    （本文得到作者授权，本报有删节）

（责任编辑 朱又可 实习生 陈倩儿 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