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记者俱乐部

理论上说，只要不引起告“诽谤”、“捏造”的民事官司，日本传媒说些什么没人能干涉。而且日本传媒确实很少和政府唱一个调子。但这并不是什么“报道自由”，只是传媒作用的一个侧面，也就是监督作用。拥有“自由”的日本传媒在国际传媒界的地位并不高。凡是重大新闻，日本几大传媒所发表的内容大同小异，甚至关键词都一样。

有这种怪事，原因得到日本特有的“记者俱乐部”制度里去找。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并不是新闻记者的社团，而是采访的各家传媒，和被采访的执政党、国会、政府各衙门及大企业联合起来的新闻垄断市场、统一报道口径的古怪组织。现在世界上除了日本外，就只有非洲的加蓬有这种制度。韩国也存在过这种制度，2003年被卢武铉政权取消了。

这种制度的起源很古老。1890年第一届“大日本帝国议会”开幕时曾禁止记者采访。为了打破禁令，当时的《时事新报》发起了一个“议会出入记者团”，保证在报道时根据议会事先定的调子编写。这就是记者俱乐部的起源。此后除了议会之外，各传媒的对口记者都组成了类似的会员制团体来对各政党、中央政府各省（部门）和各地方政府、各大企业进行统一的采访。因为符合当时的日本军部控制新闻的需要，各种记者俱乐部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出现。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日本军部随之开始对传媒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政府颁布的《新闻事业令》规定“一县一纸”，就是一个县只能有一张报纸，对记者俱乐部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俱乐部数目减少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此时所有的新闻社都加入了“新闻统制会”，消息来源几乎都只有“大本营发表”这一个渠道。

战后的1949年，日本新闻协会发布了一个“有关记者俱乐部的方针”，规定“记者俱乐部只是记者的社交场所，不干涉采访的具体问题”，放弃了战前那种做法。美国占领军因此打消了废除这种制度的念头。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占领军在日本实行的政策急速右倾，麦克阿瑟可能认为这种新闻管制方法实际上更有利于占领军统治日本。

实际上战后的记者俱乐部和战前没有变化，还是会员制的团体，各被采访团体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向特定记者俱乐部的会员们发布信息。理论上说记者俱乐部的运营经费来自会员缴纳的会费。但实际上每人每月的会费只有500到1000日元，连水费都不够。被采访对象除了要无偿提供办公场所和桌椅、电话、复印机等办公设备外，还经常宴请这些会员。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记者俱乐部的回报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主动统一口径，商定发问的内容，并且事前向被采访对象透露问题使其提前准备。这样一来，各大传媒做重大新闻报道时大同小异毫不奇怪。

这种垄断、封闭的俱乐部排斥中小传媒、新兴传媒和外国传媒。加入某俱乐部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得到其他会员同意，否则无法成为会员，也不能参加新闻发布会获知消息。1993年的“兜俱乐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东京证券交易所位于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兜町，传媒常以“兜町”来指代，因而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记者俱乐部就叫“兜俱乐部”。1993年，美国的《彭博商务新闻》发现报道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新闻时比兜俱乐部成员要慢一拍，因而申请加入该俱乐部，但被拒绝。《彭博商务新闻》请出驻日大使亲自过问此事才加入了兜俱乐部。事情闹得太大，此后日本的各大企业干脆解散了各自的记者俱乐部。而地方政府因为这十几年经济不景气，已经无法负担俱乐部的经费，虽然没正式解散，但也已经有名无实。只有中央的议会、政府机关和政党的记者俱乐部依然健在。

这种垄断、封闭的制度当然是违背新闻自由原则的，在日本也一直受到在野党及学术界的批判和指责。民主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对这个制度一直非常不满。现在的外务大臣冈田克己2002年担任民主党干事长代理后取消了民主党记者俱乐部，改为所有传媒都可以自由参加、自由提问。

但鸠山由纪夫首相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却只能见到各大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看不到杂志、网络等中小或新兴传媒。首先安保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结果只有各记者俱乐部会员才有能出入国会和各省厅的证件，非俱乐部会员无法进入会场。民主党各位大臣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是这样。第二是，按照惯例记者招待会由俱乐部发起组织，组织者根本就不会向非会员通知招待会的时间和地点。这样，民主党提倡的新闻制度的开放也就成了泡影。

记者俱乐部的拥护者们喜欢把俱乐部比作工会，说它能够将记者团结起来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迫使其向传媒传递信息。先不说他们有没有真的施加过这种压力，讽刺的是，当年为了工人的利益跟资本家交涉斗争的日本工会，现在本身就已经成了保护既得权益的组织，更别提一开始就是为了和政府统一口径的记者俱乐部。

按照民主党上台之前的说法，只有报道自由才能保证国民的“知情权”，现在是时候看看他们拿出怎样的具体行动来彻底废除这个古怪制度了。

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是最主张解散记者俱乐部的，所以日本媒体最讨厌的就是小泽一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