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家俊杰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自他曾祖父英敛之开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饭”。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早期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大学问”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曾经与他合作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赞叹，“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胶结着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锋的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在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统统属于“化外”之“蛮夷”，理当匍匐在中国脚下。乾隆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来使团，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使节，乾隆皇帝的回应之傲慢，既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帝国，也因为视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无知，“其实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我这儿啥都不缺，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临下地对着它发话的那个英国，当时正开足马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快就会从膜拜变为蔑视，“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这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鸦片战争摧毁了中国的自信与尊严。亡国的危险，刺激出洋务运动，刺激出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紧迫心理。英敛之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颇有意味的是，他与西方的交道，包括他对西洋文明的热爱所闹出的笑话，他看到儿子英千里几乎要变成一个不会说中国话、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洋人”之后的恐惧——这些，无疑是百余年来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缩影之一。

令人钦佩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大学之初，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辅仁的创办，“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鲜明地显示了他的独立意识。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诚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一直存在，令有识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对于中国戏剧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他的用意是在文学艺术这个小范畴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对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说，“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从大众最熟悉的英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华，有如神助地从英敛之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身上。英达不无自负地说，智力方面，“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儿子、11岁的英如镝能够成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