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与眷村有关的日子

“比起台湾的眷村，这边的部队大院有一种东西是没有的，那就是再也回不了家的感觉。”——赖声川

1月15日，赖声川的《宝岛一村》从深圳移师至东莞保利玉兰剧院上演，演出结束后，这位笃信“舞台剧变商品等于自杀”的戏剧导演，将带着这出被誉为“2008年台湾两座文化纪念碑”之一 （另一座指电影 《海角七号》）的作品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继续完成它的内地巡演。

东莞并不以音乐和戏剧闻名，这里是否能接纳一出听上去主题有些严肃的舞台剧？

在东莞最大的剧场里，《宝岛一村》开场前，四周几乎只能听到“台湾腔”——在这里的台商，给这出戏带来了高达九成的上座率。

“他们不就像新一代的眷村人吗？”赖声川看着这些身处异乡的“同胞”说道。

《宝岛一村》以台湾嘉义的眷村为原型，讲述了1949年从内地逃到台湾的三个家庭近60年的变迁。在眷村的98号老赵家和99号周宁家之间，本来有一块很小的空地，杵着一根电线杆，老朱愣是用简易的木架搭成房梁，与邻居共用一个窗户，一住就是几十年。村口大榕树下、村外防空洞里，二十多位演员，近百个角色，上演了跨越近60年的时代悲喜剧。

一玩就是四十年

《宝岛一村》在台湾演了六十多场，其中“钱奶奶”教“朱太太”包包子那场戏，赖声川还是会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情节感动。

手提一根擀面杖的钱奶奶是天津籍，1949年跟女儿、女婿从北平落脚到台湾嘉义的眷村。女儿钱燕子对眼前的一切都不满意：热汗四流，没法洗澡，没有北平的冰镇酸梅汤，自己堂堂一个北大预科生下嫁一个连名字都很可疑的大兵：他说他姓杨，可是又自称“赵汉彬”领到眷村的一间房。

住在他们隔壁的是朱太太是“本省人”，一句“国语”听不懂。钱奶奶用天津话向朱太传授天津包子的诀窍：肥肉跟瘦肉的比例还根据季节变化来调整，夏天肥瘦比例三比七，冬天肥瘦四比六。钱奶奶念叨着：天津，我家，我老家……她连比带划，高声大喊，最后黯然垂泪，朱太太对包子的做法仍然似懂非懂，不过这并不妨碍日后她做的包子闻名嘉义。

剧中有一句关于天津包子的台词，“什么味都有，但你就是吃不出是什么味”，这也正是《宝岛一村》的真实写照。

《宝岛一村》由赖声川与王伟忠联合编剧、导演。1968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赖声川念的“初中”，到王伟忠的时代就变成了“国中”。初中要联考才可以入学，国中则不必，赖声川说，当年初中生有点看不起国中生：“虽然我们只差两岁，就是两代人了。” 　图/CFP

事实上，导演赖声川并没在眷村生活过，他在美国出生，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960年代回到台湾。

2006年起，有一位眷村子弟开始给赖声川讲眷村的故事，先后讲了一百个，两年间从未间歇。这个人就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台湾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他希望赖声川能制作一出以眷村为主题的舞台剧。

王伟忠是台湾综艺节目“教父”级人物，担任是《我猜我猜我猜猜》、《全民大闷锅》、《康熙来了》等金牌节目的制作人，身为“嘉义建国二村”子弟，王伟忠既是讲故事的高手，又是这些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

《宝岛一村》里，“冒名顶替”逃到台湾的老赵就是以王伟忠的父亲为原型的。

王伟忠的父亲生在北京胡同，长在北京胡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一身随机应变的胡同智慧，本是国民党空军的地勤人员，却自称是开飞机的飞行官，把王伟忠的母亲绍琴追到手。1949年的离乱中，一句“我带你们家绍琴玩玩”把她“骗”出家门，一路“骗”到台湾。那一年，王伟忠的父亲19岁，他的母亲16岁。

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乡探亲，王伟忠的母亲绍琴回到娘家，当年的小胡同已经变成左家庄附近的居民楼，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