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味】“得知己者得天下” “三枪”之后的张艺谋和张伟平

　图/TONY ZHAO（无限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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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艺谋为奥运会开幕式筹备和演出的三年时间里，张伟平愉快地歇业了。这并不需要觉悟，而只是出于情谊的“从一而终”。当他们回来，突然不再有排山倒海的英雄组歌或者挥毫泼墨的写意造境，取而代之的是向全民娱乐精神的俯首。于是，就有了这一次殿堂级与草根级的共同狂欢。世人都在看他们下面会出什么牌，世人都在等着去把他们捧入云端或者诟病如泥……

而这一切，都是两个人的共同面对和担当。

张艺谋：
“没什么诀窍，我比较勤奋”
我们辉煌的是过去。今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怎么能成为文化流行时髦原创的源头呢？我们要做的是接受和拷贝，把它本土化。



从他出现在公众眼前起，就从未年轻过—37岁，以导演《红高粱》出道，已经绝不属于少年成名的幸运儿了。脸上有如刀刻般的轮廓，仿佛自然而然书写着上山下乡3年、进工厂7年的人生经历，彰显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沧桑曲折的一代人丰富而复杂的足迹。

而今，当他真的年过半百，你却不会觉得他老——岁月积累成身上睿智、通达、朴素、磊落的气质。成功的人都是相似的，万众瞩目中，他永远和时代的节奏同步。

于是，在北京奥运会后第一次重归电影创作之时，他又一次以《三枪拍案惊奇》出人意表，堆积出所有时鲜元素，玩起了古装搞笑，甚至发行配套的网络游戏习惯于看他“玩大了”的观众和看客，又一次被这个“小制作”作品闪了一次腰。

这就是那个永远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张艺谋吗？如果你真的见到他，听他说话，倾听这个看起来低调内敛的成熟男人，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永远在按照自己的牌理出牌。至于别人，已经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了。

记者：你现在做电影的标准是什么？完全是凭兴趣？还是会考虑市场需要？
张艺谋：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实际上是这样：现在是剧本荒，不是有五六个剧本你可以挑，而是有什么剧本你看得上。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要满意，看得上，有冲动，就拍。至于这个片子能归在哪个类型，是其次。

你如果碰上的电影类型是与市场有关的，你当然会考虑观众的口味、娱乐的元素。如果碰上的不是，当然不必更多地去考虑。但是不管哪种类型，都要为观众着想，让观众能理解、看懂。

记者：“三枪”是否代表了一种向娱乐精神的迈进？是否融入了你对观众喜欢什么的理解？
张艺谋：“三枪”更符合观众的喜好。奥运之后自己想放松一下，它在我的影片中属于轻松类型，娱乐元素比较多的，比较搞笑一些。

电影归在娱乐圈中，导演不要把自己当做诗人、画家。电影是从杂耍发展起来的，与娱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全世界传播最广的媒介，其娱乐元素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放到每个导演的背景上，是可以考量娱乐性到底有多少：要不要娱乐？还是执意要去承载一个文化的大命题、一种人文精神？或者要反潮流？那都是导演个人的选择，实际上也很难有一个权威的回答。但是从大众看电影的心理来讲，可能对于电影所能提供给他的梦幻世界期望还是更多一些，所以不要完全任重道远，也不要媚俗到极致。

今天的娱乐，或者今天年轻人所崇尚的娱乐精神，或许孕育着下一代的进步，下一个时代的更大的飞跃。不用太感慨世风日下。总之，电影是一种时令产品。因为它是时令产品，所以季节性很强，它不是永垂不朽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许多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俗文化的色彩，导演能认清这个就行了。

记者：每个导演都有自己适合的类型，陈凯歌和冯小刚都在打破这种类型时受到诟病。你自己对于打破类型化这个事情怎么看？
张艺谋：我自己其实常常尝试一些新东西，类似“三枪”就是这样带有嬉闹色彩的尝试。每个导演其实都不愿意活在单一的类型当中，都希望去证实自己的能力，证实自己多元化的发展。似乎这就是一个人前进的标志。能不能做到？因人而异。有时候，别人不承认，我自己承认做到了，这没问题。所以其实也没必要去评价这些。电影这样的时令性产品也允许多样性。

记者：你之前的电影中，有没有哪一部是你特别想拍的题材？你现在特别想拍什么？
张艺谋：没有，都是碰上的，从《红高粱》开始就是这样。说自己花十年准备一部戏的导演，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反正不是这么准备的。我让自己处在一个自由状态。正满世界乱找呢。但是如果要笼统地说想拍哪一类的话，文艺片我很想拍文化大革命，因为那是我的青春时代，从16到26岁。商业片我还想拍武侠。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武侠迷，那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电影类型。这是未来的范围，目前是什么都不知道，要看有什么感动的故事。比如说《金陵十三钗》，你看上这小说，不错，就拍。还真不敢说伟大到以此为己任，我只是喜欢那个故事，仅此而已。但是你要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要做许多功课，你要研究历史，你可能要培养新的历史高度。那是后边的学习，但是前边的选择常常是很感性的。我喜欢《金陵十三钗》的小角度，我就喜欢严歌苓的女性视角。我宁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放松的没有想法的角度。我喜欢被动地被一个故事感动。我觉得这样产生的冲动是非常即兴和原始的，可能那种原创性更强。

记者：你是不是一个直觉比较准确的人，因为你的选择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张艺谋：没有，其实不是证明是正确的。比如说《英雄》，别人都说这是中国大片的开始、商业电影大型化的开始。也许今天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当年我选择的时候是非常偶然的，一度要放弃。我的正确选择都是我无意中的选择，那么我无意中的选择如何成为中国商业大片的开始呢？你得说是那个时代到来了。是随着百分之二三十银幕的增长，中国一个新的电影时代到来了。二十年前即使我把《英雄》拍得比现在还棒，那也不会影响许多人。所以你自己无意中做的事情，跟时代的需求恰巧对上了，就有了所谓的正确性。

记者：还会继续商业大片的拍摄吗？
张艺谋：还会。因为所谓商业大片，是一种类型。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可以进步。即便是拷贝西方的，你还可以本土化得更好。流行有时候是不分彼此。所有流行的东西都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尝试。比如说我还会拍古装动作片，我干嘛不拍呢？它本来也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电影类型啊。它也可以承载一些文化符号，又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可以拍得更好一些，我甚至可以把流行的车战枪战追逐高科技等流行元素都结合在一起。

记者：到这份上，拍电影对于你是不是有一种玩票的意思？还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张艺谋：这不是玩票。我们说到流行、说到娱乐，还是正儿八经来说这事。没有人拿一辈子来玩票的，电影是一个苦工作。当然你看到的是出人头地的样子，在工作状态中是很辛苦的。我觉得好像做导演的都不是玩票，你现在让我看那些成功的导演、不成功的导演、年轻导演、老导演，没有人玩票，我觉得这一行在这一点上还很认真。还是热爱吧，对于自己的行业有一份崇高感，或者说有一份敬畏。到头了你才叫玩票，电影怎么能到头呢？你永远会觉得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从原创力看中国力量
电影对于他而言，既是举重若轻的“时令产品”，又是需要毕生追寻的理想王国。他看似游刃有余，玩转了这地球上能够存在的各类奖项和颁奖礼。他又是兢兢业业的，始终在这个圣殿高堂上怀揣着一份敬畏之心。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中坚人物，当年以原创力量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今天，功成名就的张艺谋依然以勤勉之心，保持着无穷无尽求新求变的创造力。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的综合艺术，包括电影、大型庆典活动在内，在世界范围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原创的力量是否充足？你现在毕竟在世界范围内是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你的作品中原创比例是多少？
张艺谋：如果说我们要在世界上承担原创性的源头，我们根本做不到。因为它跟国力、国家地位、文化地位、历史发展都有关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只要稳定发展，有三个三十年，到那时候可能中国很多东西都是原创的，可以真正影响世界。

我的作品在国际上是碟小菜。比如我要拍一个很中国的电影，文艺片，那美国所有大导演见了也要伸大拇指。我拍一部动作片，武侠的，也没话说，那是中国独一份。如果我拍一枪战片、追汽车的，对不起，我撑死了拍一个二三流。—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中，它永远是鱼龙混杂的，永远难以理出一个清晰的规律来，你不妨让它先去乱炖好了。中华民族根本就不会被任何文化所同化，我们一定会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现在很难考证，盛唐文化有多少是原创的，你还真不好考证当年世界的中心，有多少东西是吸纳了许多文化的精华做了拷贝之后流传开来的。本来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世界，它应该就是人类的。

记者：你一直处于一种巅峰的创作状态，请问你是如何给自己充电以及如何寻求身心平衡的？
张艺谋：没有什么诀窍，我比较勤奋，看的东西多，每天看两张以上的碟，凌晨才睡觉。其次是阅读大量的报纸和杂志，跟时代不脱节，你会间接了解时代的发展，了解年轻人所关注的。今天哪一个创作者可以真正地说去深入民间的？连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导演系学生，都不能说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是在“圈子”当中，他的生活都是圈子文化和圈子氛围。实际上我们从身体上都脱离了真正的底层，但并不意味着你不了解。尤其像我们这一行，是时令文化，你当然要了解社会上是怎么想的。通过阅读和了解信息，可以让一个人不落伍，可以让一个人不要闭关自守，可以让一个人在心态上保持年轻化。

电影，很难拍，是一定要学习的。其实我这个年龄，从生理上是一个衰退期，不是一个蓬勃发展的25岁的年龄，那你更要靠勤奋去捕捉、感受，来弥补这个衰退。

标签—张艺谋
他身上从来不缺标签：岁月如歌、成长之痛、知识改变命运的楷模、客串的影帝、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功成名就的电影导演、声势浩大地涉猎其他各艺术门类、赚钱的印象大舞台系列、北京奥运会作为国宝级导演的众望所归……有他，也唯有他，在这三十年间独自领舞，把握住了每一次飞跃的机会，与时代合拍，最终成就了这唯一的标签——张艺谋。

记者：有朋友说你其实是个幽默的人？怎么评价自己的个性？
张艺谋：可能熟了比较幽默，面对生人很少幽默。我自己的个性其实一直在变来变去，我试图不要固定自己，也不愿意固定。所以常常做一些出人意料之举，东一下西一下，引发很多非议。我常常不愿意按照所谓知识分子期待的模式打扮自己。我自己觉着可能是自己比较喜欢挑战吧，艺术上也比较喜欢一些极致的手法，喜欢强悍有力的表现形式。

记者：如果你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为中国电影事业做一件事，会是什么事？
张艺谋：我没有什么充分的权力，就希望能拍一部好电影吧，能较为自由地表达一下想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只期待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自由和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够宽松一些。那样我们的题材选择余地大一些。这是很现实的期望，别无他想。

正确与不正确，在流行文化中是很难界定的，我自己客观的认识是：也许是今天你到了这个地位，可以影响某些流行元素，所以也许制造了某些正确性，但是它也不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赶上这个时代，我也是陕西咸阳国棉八厂的退休工人。

当审查制度越来越宽松的时候，我告诉你，中国电影的春天就来了，年轻的导演就能拍出更好的作品，而不是我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