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伪证案”开审

“李庄伪证案直接诱因是，黎强案中著名学者赵长青的成功辩护，使得警方赫然发现，相对于前期轰轰烈烈的扫黑抓捕，现在最大的困境在于定罪”

2008年12月30日，备受关注的 “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下称“李庄伪证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开庭。

检方指控，现年48岁的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在接受重庆涉黑案龚刚模的委托后，3次会见龚，“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等供述，为使供述得到法院采信，李庄还引诱证人作伪证”。

李庄聘请的著名律师高子程、陈有西则称，截至被刑拘，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因此，李庄没有机会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

在长达16个小时的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致法庭5次休庭。最后一轮法庭辩论，公诉人脱口而出“李庄住着六七千元一天的套房、享受着免费嫖宿”……，让旁听者无不为之震惊。

李庄当即回应：“你这是诽谤，我嫖谁了，你认识吗，有证据吗……”

截至本刊发稿日（2009年1月5日），重庆江北区法院尚未就李庄案做出一审判决。但是，这场重庆“扫黑”引发的连锁反应案，已形成“黎强案”后又一轮媒体报道高潮。

“李庄伪证案”的重庆细节

消息人士透露，李庄案庭审前，重庆市方面专门召开会议为该案做相关准备。

果然，庭审中，不见了江北区检察院的公诉人员，而是换成了有“全国十佳公诉人”头衔的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幺宁，和有着“重庆市十佳公诉人”荣誉的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处长助理贺贝贝。

旁听者同样要人云集——“重庆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都在里面”，有记者还见到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江北区法院院长张晓川，着便装，在庭审现场不断来回踱步。

或许压力过大的缘故，担任审判长的江北区法院刑庭庭长付鸣剑多次出现不当口误。从上午9点多至第二日凌晨1点多的庭审后，付鸣剑宣布休庭。

随着旁听人群的散去，另一场内部会议在法院召开——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的5名法学学者，已被有关方面紧急召集到江北区法院——在庭审结束的深夜，当场研讨庭审得失，会议持续到了凌晨2点多。接着，这5名法学学者针对李庄及辩方观点的“释疑”，成了重庆本地各大媒体的重头文章。

这只是“李庄伪证案”庭审的花絮一端。

据李庄辩护律师陈有西个人网站披露出来的信息，“李庄案”庭审前，重庆市有关部门曾决定法庭“快审快结，当日宣判”——“若李庄配合，且律师对李庄作有罪但罪轻辩护则判李庄缓刑；若李庄不配合，律师作无罪辩护，则判李庄3年。”

李庄得知此消息后，“坚决否定有罪”，由此，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制定“无罪辩护”方案——查清事实，不让法庭当日宣判——结果出现了庭审开始的一幕：李庄多次申请公诉人、审判法官回避，“拖延时间”。

消息还称，担任庭审的审判长在开庭前曾到重庆市高院请示，高院领导不见但传出一句话：让控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体现法庭公正。正是有这一“尚方宝剑”，才使得审判长一次次容忍控辩双方辩论，庭审拖至凌晨1点多。

不止于此，在“李庄伪证案”中，重庆警方和检察院的办案速度也让人惊叹——12月12日下午，李庄在北京被重庆警方刑事拘留，第二天，重庆检方宣布对其实施逮捕；一星期后，新华社发出报道，“李庄已被提起公诉”。

“这么短的时间很难保证正常的调查取证。对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来说，感觉太仓促了。”李庄聘请的律师高子程说。

在庭审现场，李庄也发出抱怨：“我有很多权利，但都被驳回了……我已经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我就是个烫手山芋，希望审判长尽快丢掉。”

“扫黑”运动中的律师价值

现在，很难说清，作为一个为当事人辩护的律师，李庄缘何进入重庆警方视野，进而遭到拘捕。庭审透出的信息是，12月10日凌晨，龚刚模在警方询问中，“顺便举报”了辩护律师李庄。

让人疑窦丛生的是，龚的“检举”为何会发生在凌晨2点多，这个时间，看守所还允许了打黑专案组的警察去审，而且，当时龚案已经到了法院开庭阶段，侦查已然结束，警方不再介入。

再就是，当事人举报自己的律师，这极其罕见——“正常情况下，无论律师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非法利益，被告人都不会举报自己的律师。所以，龚刚模的‘反水’，让整个律师界大为震惊。”

在庭审过程中，李庄透露，审讯他的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所谓“大三长”，是指公安局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这一说法，没有得到重庆方面证实。

12月31日下午，重庆市公安局聘请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本刊，“李庄伪证案”，直接诱因是，“黎强案”中著名学者赵长青的成功辩护，使得警方赫然发现，相对于前期轰轰烈烈的扫黑抓捕，现在最大的困境在于定罪。

“赵长青的成功辩护，使得重庆警方觉得遇到了重大阻力——案子从法院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拖了一个多月，让警方觉得自己不再强势；也意识到大律师的价值，他们决定杀鸡骇猴。”这位律师说。

资料显示，赵长青，中国刑法界泰斗级人物，1997年刑法修订者之一，这次修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首次写入刑法；赵是黑社会问题的权威研究者，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适用及立法问题研究》课题组组长。

由于赵长青等人的辩护，“李庄伪证案”开审的前一天，休庭一个月的“黎强系列案”一审宣判——检方指控涉黑的21人，只有13人被法院判决涉黑，有9人涉黑证据不足被摘掉“黑帽”。媒体评论，“这是重庆打黑审判以来，首次出现摘黑帽的判决结果。”

重庆本地有律师说，“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给我们定好了调子，没有他，后面的律师都会垮掉——43个律师相互间未经任何沟通，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在接受本刊访问时，赵长青曾表示，“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没有讲错，辩护意见是有道理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抓漏了一个人和错判了一个人，这两者相比较，后者的危害性要更大一些。”

在庭审中，李庄也放言：“什么是铁案？必须要有律师的参与，经过控辩双方交叉质证，这样的案子才是铁案。”

李庄的“背景”与“北京律师”

在“李庄伪证案”被媒体曝光之初，一个被屡屡提及的故事是，作为北京康达律所合伙人之一、法易网2007年全国百强律师排行榜第二位的律师，李庄常常向他人炫耀自己的“背景”。

资料显示，成立于1988年的康达律所，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律所之一，总部设在北京，迄今已在全国设立11个分支机构，执业律师多达200余人，主任付洋现任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在“举报李庄涉嫌诈骗”的公开信中，北京律师李劲松提及，李庄所在的北京市康达律所，其主任付洋，父亲是“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而该所另一位排名靠前的合伙人郑小虎律师，其父则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

庭审中，李庄说，在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由于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当事人，必须专案组民警陪同，他因此与专案组民警“发生了争吵”——“最后一次会见，我与监视我会见的警察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并当场揭露了个别警员刑讯的违纪行为，对其进行了严厉训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同办案的其他会见律师，对于重庆“见当事人需要专案组民警陪同”的规定，几乎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李庄的出格，在一群“沉默者”中被凸显了——自辩中，李庄提道：“2009年11月31日，由于重庆明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我的情况，律协以及事务所领导找我谈话……领导指示：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

李庄的亲属说，最初，有关方面想让李庄退出龚刚模案，他拒绝了。很快，更大的压力到来——“（在12月4日会见龚刚模后，）在途经成都、河北办理其他案件时，接领导电话：因重庆案立即回京报到。”

“11日下午我向所党委报到……按照上级机关指示，经我所管委会、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机关批准，我撤出重庆龚案，取消代理。12月12日上午，我以电话、短信的方式正式通知陈庭长，取消龚案代理……”

在李庄按照康达律所和“上级机关”意图行事过程中，尚未完成解约手续的他被重庆警方抓获——“12月12日下午，我在与龚刚模妻子商谈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事宜时被抓。”

李所言的“上级机关”指示其解除代理合同，这其间重庆方面是否给予了一定的承诺，现在成谜。但李庄的被拘，很快引来北京律协的高度关注——副会长张小炜为首的5人调查小组，飞赴重庆。

而张小炜除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身份外，另一个身份是现任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张耕之子。

随着“李庄伪证案”渐次展开，一个被称为“北京律师”（尤其是那些关系、人脉深厚的北京律师）的群体已经显露。

北京市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盛东生说：“北京律师有不少手眼通天的人物，能够通过各种办法直接见到或联系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最高司法机关的领导，甚至是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的领导……能够通过书面、口头或各种媒体（包括各媒体的内参）向他们反映情况，促使领导们关注案件、对案件作出批示、督办案件和查处案件。”

有媒体称，“中国的律师界，尤其是刑事辩护领域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各地的律师都基本没有人会出面挑战当地司法机关以及政府的意志……但北京律师是个例外，往往敢于代理敏感案件，勇于挑战各地司法机关……被认为跟北京的司法权力更加接近，从而有机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法院系统来影响判决。”

律师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意志

在接受媒体采访和庭审中，李庄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换取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将个人自由与中国法治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李庄可谓占据了道德高地。然而，回到原点，在接受龚刚模亲属委托之初，他只是为钱而工作。

庭审显示，2008年11月初，龚刚模的妻子程琪找到李庄，双方约定辩护，律师代理费为20万元。“过了两天，他（李庄）和我说官司很有难度，20万元做不下来，要再加30万元，找专家搞论证。第二天，我就又打了30万元过去。”

此后，李庄以康达律所的名义，邀请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泰斗级人物、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刑法学界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兴良等4位著名法学专家，进行专家论证。

几个小时的论证后，专家们一致的意见是：1、龚刚模在涉黑组织中不具备黑老大地位；2、在李明航被害案中不负主要刑事责任——带着这个对龚刚模有利的“专家结论”，李庄奔赴重庆，向龚的家人提出，律师费“再加100万元”，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龚刚模的二哥龚刚生，立即安排会计打去100万元。

“这样的专家论证会，实际上大概只需要花费几万元”（每位出场参与论证签名的专家只需给1万左右的出场签字费）。但是，李庄却向委托人龚刚模家属虚构进行此次专家论证会需要开支花费30万元。”北京律师李劲松说。

“李庄伪证案”开庭的前一天，一场“李庄案与我国辩护制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及律师界的代表10余人就“李庄案”进行了专题学术研讨。

对此现象，有研究者指出，“当事人之所以让法律专家或学者提供专家法律意见书，看重的是法律专家或学者的权威，对法官判案的影响……大多数的法官还是对专家的法律意见书比较重视的。”

然而，李庄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己的辩护思路与策略尚未展开，他已身陷囹圄，并在连续16个小时的庭审中告别2009年。

富有意味的是，同样在2009年最后一天，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领着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看望慰问了战斗在打黑除恶一线的干警。

来自重庆本地媒体的报道说，“涉黑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属紧握着薄熙来的手，含泪感谢党和政府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