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魅力与我们的魅力

21世纪第一个10年行将结束，本刊的年度魅力榜，也迎来第5次揭晓。

回望10年前，1999年底，地球人都在翘首以盼新千年的到来，弹指之间，10年倏忽而过。放宽历史的视界，21世纪初的头10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起承转合的重要章节。这10年，全球化趋势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趋势一样不可阻挡，IT、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交通工具带来的便捷，让地球日益变成一个村落，地球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接触。在人类之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的同时，人类冲突的范式也悄然转变，冷战时代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不同的冲突模式像柏林墙一样轰然倒塌，代之以享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向世人表明，历史并未终结，只不过改变了冲突模式。国家之间的竞争，从之前以军事、经济为主的竞争，转变为更深刻更基础的文化与价值观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魅力，更有可能基于文化与价值观，而非军事与经济实力。

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崛起颇令人寻味。据美国一家媒体研究机构的分析，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成为10年来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热门新闻。

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连老大美国都感受到了威胁，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向全世界输出了大量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廉价产品，我们有没有贡献出像史怀泽、甘地这样影响全球的道德人物？我们有没有贡献出打动世道人心的文学艺术？有没有贡献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最根本的，我们有没有输出鼓舞世人、激励人心的价值观？后面这些，才是一个国家永续发展、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是它的影响力和魅力所在。

我们回到百年前，清末民初，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内乱外侮，但颇有意味的是，那却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中国的人文、艺术、科学、政法制度、学术思潮竟于乱世之中勃然兴起，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旧学，新学突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奠定思想与学术基础。那个时代虽是乱世，却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也是魅力人物辈出的时代，宛如灿烂星河，难以胜数枚举。其他的不说，即以科学领域而言，中国大陆出身并获得诺贝尔奖者，竟都是在民国时代成长并接受教育。

此中原因颇多，大而言之，清末民初皇权倾圮、军阀割据、外患冲击，社会一盘散沙之际，却无意中制造了权威终结的社会环境，给了发展科学与文化最重要的养料——自由、冲突与融合。百年前的这一历史章节，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何其相似，那也是一个没有绝对权威、诸侯争霸的时代，百家争鸣，俊杰辈出，学派纷呈，其中儒、墨、道、法四家，更是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调，以致有识之士后来悲哀地发现，几千年来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竟然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接下来的两千多年，后人不过是在给老祖宗作注释而已。

春秋战国与清末民初，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首一尾，世代交替乱象丛生之时，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魅力的两个时代，这并非巧合。令人深思之处是，自由是文化勃兴的土壤；值得我们追问的是，自由是否一定在乱世才可获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稳定的社会当然同时可以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永续发展、长期稳定的前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发展进步，正说明了这一点。放权让利，不管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经济体制层面，都给中国带来了魅力，进而也给它的国民带来了魅力。

魅力能带来权威，权威却未必等同于魅力。权威，最坏的结果是蜕变为“权力的威胁”。这样的蜕变，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的评选中，我们一直警惕一种倾向，就是将魅力等同于成功——无论是财富上的成功还是权力上的成功。

这个标准，我们用来衡量个人的魅力，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的魅力。一个国家的魅力，不在于它计算出多少GDP，持有多少外汇，拥有多少军队和先进武器，而在于文化与价值观的感召力。

这次本刊的魅力人物韩寒，说实在的，几年前，笔者从未觉察到他的魅力。现在，我发现了：2000年这个扛着所谓“80后的叛逆代表”与全中国对骂的小孩，9年后的今天，被称为“新生代公共知识分子”，他揭露北川购车事件，批评上海钓鱼事件……众多社会评论家欢呼，这个孩子已成长到自觉承担社会公共责任，然而，他的回答却让这些对他抱有热情的人难堪：其实我就是因为没有人和我打笔仗，才和整个社会玩。

他关注个体受到的侵害，这种关注，给国家和他本人都带来了魅力，包括他最后个性化的表达，能够包容这种表达，正是这个社会具有魅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