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冰” 在日本故纸堆中追寻真相
早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所有人都相信明天比今天好。一旦发现明天甚至不如今天那就有大问题了。现在来看,起码最近几年中国这种势头还会持续下去。但这种势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车行驶在冬夜的长安街上,窗外白雪皑皑,一幢幢巨大建筑呼啸而过。
微醺的老冰眯着眼。北京朋友的白酒让他的双眼有些迷离,他看着外面的建筑物感慨:“还是苏式建筑有气势,拿得出手啊。”
这种情结或许缘于他是“红旗下的蛋”——俞天任,1958年出生,上海人,下过乡,插过队,78级天之娇子的工科大学生,当过大学老师,进过工厂,然后去了日本,直到今天。他网名“冰冷雨天”,自称“老冰”。
老冰
酒桌上,和他神交已久的知名网友黄章晋(网名“魔鬼教官”)拍着桌子赞道:“老冰,你真牛!总算有人写明白日本军这点事了。”旁边的书商尚红科偷笑:“我们和老冰合作还有好几本书,你们到时候看吧。”
老冰眼里闪着光。他有点激动,可惜的是,口吃总是让他不能畅所欲言。几天后他又要回日本,接着成为公司的螺丝钉。
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生活在神户,现在是公司技术部部长——公司主要靠接本田汽车公司的外包任务营运。他的生活和周围的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平静而祥和。
2005年,中国多个地区爆发了反日大游行。消息传到日本,公司里有越南裔的同事问他:“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年,打仗的历史加起来不到20年,可到现在还吵来吵去。我们和中国打了两千年,和平历史不过20年,却相处很好。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本来是官员、学者该操心的事情,远在神户的机械工程师却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的时间不多——人人都知道日本公司出了名地爱加班,只有上下班车上一个多小时、中午休息时间、晚上回家看一点,周末再看一点。
为什么会有“九·一八事变”、诺门坎战役?这和日本陆军中的参谋机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日本屡屡出现下级军官刺杀总理大臣的现象……
没有科研经费、没有工资、没有赞助、没有学术讨论,什么都没有,只有兴趣。从日本故纸堆中追寻真相,成了他业余最大的爱好。梳理日本近代陆海军战史后,他在个人博客上发了两个超长篇连载——《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揭示出其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周围的华人朋友没人对他的研究感兴趣。想和儿子聊聊,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的儿子,和周围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一样,觉得父亲简直不可思议:战争那么邪恶,父亲怎么能对这种题目感兴趣呢?
老冰乐在其中。
当年他就想做文史研究,但家庭背景使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他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属胡琏部队,撤离大陆时没办法带走家眷,只能将老冰的父亲留在大陆。老冰和父亲不知道祖父在最后的大撤退时就死在了内战的战场上,他们都以为他平安抵达了海峡对岸,总幻想着有一天,他还会回来。他和父亲还要去特别的广播电台录音,号召祖父投诚。
父亲1949年之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解放初担任了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但后来因为出身什么都不能做,对所有人都是笑脸相迎,低调地过完了一生。
父亲对他的指示是绝对不能学文科:有祖父“反动军官”的阴影在,即便学了,最后也只能做个中学老师;学理工只要有能耐,不管谁执政都会安排一份工作。
在江西德安插队时,他发现当地有相当多壕沟,壕沟里什么都有,刺刀、弹壳、破钢盔……这是当年战壕的残迹。老乡说,当年中国军和日本鬼子在此激战,守了一个多月,最后汉奸带敌人抄了后路才打败了。十六七岁的知青心想:一个多月啊!八路军、新四军真厉害!
1977年,《光明日报》登了两版文章介绍武汉会战,他发现作战区域包括的地方,怎么成了国民党打日本军了?怎么60多万中国军都没打赢20多万日本军?
初到日本,一次去图书馆,想起了当年的疑问,专门找了相关战史来看,才发现原来德安是武汉会战最后一个陷落地区,打仗的中国军是国民党74军,指挥官中有一个居然是张灵甫。
这个发现一下子激发了多年的疑问。日本人做学问严谨,书后都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按图索骥看下去,疑问越来越多,兴趣越来越大,直到开始在网络上发表。
但老冰不只埋首故纸堆,时不时还上来透口气,对日本现实问题发表看法。中国近年的崛起和日本早年的经济腾飞有太多相似之处,他总在想中国可以从日本的成功中学到什么经验、从日本的失败中汲取什么教训。
中日之间,就东海油气田问题争执不休,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人雷声大雨点小。老冰采访了精通这一问题的日本专家猪间明俊、平松茂雄,才明白原来基于东海油气田储备特殊的地理位置(修管道到日本太远,而且中间隔着特殊地形没法修管道)等因素,日本人真要开发,经济上得不偿失。之所以还时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喊两句是政党出于争取选票的考虑。
老冰的研究引起了官方的重视,有关部门邀他写稿。他有点哭笑不得,我就是一业余爱好者啊。但不久他就有了底气,因为发现某知名军事教授发表在专业期刊的大作竟然大段抄袭他的博客文章。
但他还是谨慎地说:“60年来,中国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面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这说明政府决策时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参谋团,只不过外面看不到。”
问他,你一个工程师研究这些周围谁都没兴趣的、和专业也八竿子不靠边的话题,不觉得寂寞么?
老冰诧异:“不做这个才寂寞呢!不做这个做什么呢?”
日本有很好的军官很糟的士兵
人物周刊:您的书里说,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政府发动的?
俞天任:对。问题之一是日本的军制——天皇率军,军队不归政府管,军队打了也就打了,政府无权干预。这种军政和军令系统完全分开的格局和日本的民族性很有关系。我在《浩瀚的大洋是赌场》里也试图对这个现象作出解释。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听命于神化的天皇?现在“天皇陛下万岁”之类的口号是没人提了,但那种忠诚的心态是不是还有?其实也还有。
人物周刊:国内以前拍的关于抗战的影视剧里,日军总给人愚蠢、残酷的印象。您能否概括一下当年的日本军队是怎样的?
俞天任:傲慢、僵硬、集体主义。当时全世界主流思想里并没有民族平等这一条。他们认为自己比中华民族优秀。对他们来讲,屠杀中国人和欧美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就不是人,有这种傲慢。愚蠢是说他们的僵硬。举个例子,日本陆军大将阿南惟几,他在山西敢用毒气,南太平洋从来没用过。他知道使用毒气犯战争罪。在山西用毒气的理由是不用毒气无法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但事实上中国军队所造成的压力比盟军所造成的轻得多。
人物周刊:国内经常有电视节目和报纸谈论日本的军事威胁,根据您的观察,日本自卫队战斗力怎么样?
俞天任:他们拥有很好的军官很糟的士兵。
二战前的日本军官军事素质相当好,他们的问题出在干政。他们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不懂社会,不懂经济。
现在自卫队科班出身的军官,生源不如当年。当年的日本军校那是和东京大学平级的。现在好的私立高中毕业的学生去防卫学校的凤毛麟角,但公立中学最好的一批人还是有不少去自卫队。
第一个原因是免学费,第二个是毕业后有终身保证,而且这种保证并不差。比如人事变动。中国军人从军校出来,分配到部队,部队有前途就有前途,部队没前途你也就看得到10年20年后会怎样。日本定期轮换,只要努力就不会被单位局限。在中国如果头仅仅是上校、大校,你不可能当到将军,在日本不是这样。
自卫队军官的训练相当艰苦。不知道解放军的训练到底怎么样。有段时间电视里放《士兵突击》,大家都觉得这么训练出来的兵肯定天下无敌。最后王宝强到了“老A”,真正的“老A”训练水平怎么样没人知道,电视里他们的训练是很牛的。但可以说,自卫队军校出来的女军官都有这样或者更高的训练水平。
不过日本普通士兵的兵源相当差。旧军战败后,民众对军人这个职业都很过敏。再加上一直到前一段时间就业率都比较高,完全可以做别的,所以参军的人都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家伙。
日本民族本身不是很好战的民族,历史上常有几百年的和平,比如在幕府时期有200多年的和平,国内的枪炮都收了。但日本人喜欢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200年的和平后突然变成极其好战的民族。遭受二战的惨痛失败后,现在自卫队没什么攻击能力。
人物周刊:但媒体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军费很庞大,经常从美国买武器。
俞天任:这是误解。首先日本军费虽然绝对量高,但占GDP只有0.9%,不到1%。再者他的军费大部分用在人工开支上,工资很高,还包括给驻日美军的费用。
日本没有对地导弹,也没有弹道导弹。没有这些配备怎么打仗?另外,打过仗的军队和没打过的完全不一样,60年没打过仗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美国人卖武器给日本之前会完全消除攻击能力,比如主力飞机F15就没有对地攻击能力。
安倍当首相时吹牛说如果发现朝鲜有攻击日本的征兆,可以先发制人进行攻击。日本自卫队说,我们只有这几样东西,拿什么来攻击?
日本国内的企业处于绝望状态
人物周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日本向中国提供长年优惠贷款,大批日企进入中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中日之间的青年也有友好交流。进入新世纪之后很多年轻人却变得对日本非常仇视,这是为什么?
俞天任:首先是舆论导向问题。我上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说,有时候你所想的并不是你要想的,是有人要你这么想。那时候正好就是因特网在大陆普及的时候,反日言论铺天盖地,胡说八道的占90%以上。最后发展成2005年砸日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那次反日什么理由?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参拜过的日本首相多着呢,以前没出过这种事情。
结果使中日两国的关系倒退很多,现在在经济上大家还是相当亲密的。次贷危机后美国的力量减弱很多,本来是中日发展的大好时机,但现在两国的老百姓都不愿政府跟对方有大规模合作。
人物周刊:您觉得日本对二战反省深刻么?
俞天任:要看“反省”这个词的定义。中国人说的反省,是指对上一次战争中给中国造成这么大伤害,日本应该低头认罪。日本人说的反省,是他们发动了这么一场战争,引来这么多事,要反省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然后做到不发动另一场战争就可以了,是从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的。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不是中国打败的,你又没打败我,反省成这样已经够意思了。他们对美国人服服帖帖,因为美国给他市场,保证他的安全。如果中国哪天能够做到这点,你放心好了,他反省得比谁都快。
人物周刊:您曾说日本企业骨子里和以前的陆海军一样,有什么表现?
俞天任:就是强调政治正确。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的想法被上级否定,往往不是因为实际可行性,而是出于政治考虑。
比如从大环境来说,日本以制造业立国,一切东西都围绕这个转。实际上制造业能不能够立国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是制造业而不能是其他的?对不起,不讨论。日本的企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天条。他们爱吃大锅饭,如果改革方案触动到了这个,就属于政治不正确,破坏了人和、团体精神。
日本制造业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得很快,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日本制造”啊!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3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除了航空,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么强大的制造业,怎么现在处处走在绝路上了呢?
可能国内对日本人的绝望感知道得还不多。表面看起来日本人还挺光鲜的,日企在中国还过得挺自在。在日本国内,整个处于绝望的状态。这和当年盛极一时的日本陆海军不是一样的吗?我觉得日本的好东西我们要学,对于日本的失败更应该分析,以求避免,因为现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日本当年很像。
想想中国真富起来以后怎么办
人物周刊:您是说中国经济太依赖外贸?
俞天任:很像,大规模的外贸,很短时间吹气一样出来了。最近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我不同意里面的观点,但它提出的一点值得思考——大家缺少一个大目标,问题就在于这个大目标到底是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的大目标很明确,就是富国强兵。国富到了一定程度,兵强到了一定程度,又该怎么办?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兵最后就把这个国都给灭了。
中国真正发展的时间不到10年。最厉害的时候,像2005、2006年,日新月异是写实的词,但这样的速度不可能永久维持下去,这个国家不可能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必须考虑发展势头缓和下来以后怎么办。日本毕竟是离我们近、文化相似的国家,而且发展时间也比较近,中国学起来容易一些,特别是对现在的日本应该多睁眼看一下,不管是成功的地方还是失败的地方。
人物周刊:这几年国内开始说大国崛起、中国经验,您觉得,我们从日本这个邻国的兴衰中,应该借鉴些什么?
俞天任:第一,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是粗放式的。我的印象是中国平均耗能是日本的4倍。我们应该从粗放型走出来,制造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
第二,跟日本人学均富。不仅是富人分给穷人、老板分给雇员,而且是国家分给人民,定为法律。不是出了什么事,国家搞救助拨款,而是成为规范。日本平均程度太高了,有很多副作用,但咱们还没奢侈到需要说副作用的时候。
还有就是考虑怎么扶持民间大企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并不少,到底有什么用?都是银行、石油、海运这些不让民间参与、依靠国家权力垄断的企业。真正像日本的丰田、本田、松下这种草根企业,还相当少。企业对国家的作用不应该只从税金衡量,也要看解决多少就业。我们的国有银行到底雇佣了多少人?整个日本汽车工业解决了550万人的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大企业。如果中国有一家丰田这样的企业,又能雇多少人?
咱们国家还没很富,但要未雨绸缪,想想我们真富起来以后怎么办。假如有那么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村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十分之一那么繁华了,中国人应该干些什么?
早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一样,GDP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人都相信明天比今天好,明年比今年好。有一天发现明天甚至不如今天那就有大问题了。现在来看,明年中国的发展不太可能差成什么样子,最近几年这种势头还会持续下去。但这种势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日本是民主政体,出了问题国民不能胡乱发泄。政府不好?上台时要干什么都跟你说了。没有干好你就换。在中国人们很容易把不满发泄到政府头上,因为你干什么我不太知道。如果现在比较稳定的时期没有想好,到矛盾激化时会很严重。
(实习记者马李灵珊、夏绪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