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法人看法

*理性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还是和阴谋论式的外在威胁论不同的。前者的怀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撑有证据去证明的，而后者则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证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挥的“统一俄罗斯”党刚刚赢得了杜马大选，而且赢得相当轻松。虽然“统一俄罗斯”的候选人拒绝参加电视辩论，但还是有些俄罗斯人居然在事后调查里表示“统一俄罗斯”的表现较佳！明明没有上电视辩论，却让人觉得他们上过，还赢了辩论，可见普京和“统一俄罗斯”的魅力实在已经到了一个能够制造幻觉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为何普京在竞选过程中要那么卖力，四处张扬外国威胁论（所谓“外国”其实也就是美国），把对手一一打成外国野心势力的傀儡。一般认为，这是为了把他的声势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总统之后不管是做总理还是一个普通的议员，都能挟庞大民望继续实际地控制政局。
    为了一个特定的政治目的，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个外敌出来，以此向内凝聚自己的支持者，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须是民众要有相应的心理，对世界也得有能够配合的看法，觉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国家处在外敌环伺的状态，感到无时无刻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如此，当权者才能轻易召唤起大众的危机感，将政局导向非常的状态。而我们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紧急状态下（例如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有碍于此等目的之实现的行动都是可以被禁止的。在国家安全面前，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和其他价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边去的。由于这等非正常状态把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维护它的方法都交到了当权者手中，所以一个有心巩固权力的人自然喜欢散布紧张的情绪，提醒大家外部威胁的存在，就像家长强调暗夜街道的危险，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当恐惧成为普遍的情绪，当外敌的存在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利于当权者的紧急状态就很容易出现了。
    恐惧往往来自无知，所以那种外在的威胁是不能说破不可细究的，必须让它保持在一个模糊的状态。外在的威胁愈是难以捉摸，它就愈是难以防范；它愈是难以防范，我们就要更依赖那些好像能够辨认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时，外在威胁如此含糊，它的诠释空间自然不小，于是谁掌握到诠释它的权力，谁就可以指挥大家应该警惕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趋吉避凶了。
    我想起在香港皇后码头存废之争的后期，曾经有一位香港评论专栏作者提出警告：美国正是透过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保和保育议题的包装，介入他国的内部事务，制造政治事端。这位作者一没有指明那些组织是哪些组织，二没有说明他们产生政治事端的机制流程，最后更没有告诉大家保卫皇后码头的呼声背后到底有没有他所说的这些外国势力（秋生凉：《皇后清场显露政府团队精神》，《信报》，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布一种气氛，让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码头如此本土的区区小事也离不开可怕的外国势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国势力，想要保留皇后码头的任何主张都会变得十分可疑。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点：一、除了当权者，其他人也会采用外在威胁论的论述，因为它似乎是种有效的辩论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内外的分别，安全与不稳的对比实在太重要了；只要这个基本点一树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论据都可弃之不顾。所以你用不着说皇后码头有多重要，多有历史意义，我也用不着去跟你争辩每一条论据，我只要影射你背后可能还有外在势力就够了。“别有用心”这四个字的妙处就在于我们可以从猜测一个人的动机去全盘否定他实际说出来的话，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难道外国势力就只是一种出于野心或者政治企图的阴谋虚构吗？再具体点说吧，难道今天的美国就真的没有透过种种手段去干涉和影响我们的政局吗？当然不，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学者的读者一定知道美国总是善于利用媒体、智囊机构和各式伪装成私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去达成它的目的。冷战以后，更有不少新出土的文献和研究证明即使是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也离不开中央情报局的推波助澜，因为他们想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战胜共产党国家，标榜“自由世界”的优秀（见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理性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态度还是和阴谋论式的外在威胁论不同的。前者的怀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撑有证据去证明的，而后者则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证据。乔姆斯基和FrancesStonorSauders等人的美国威胁论要靠大量的资料和整全的理论架构去建筑起来，因此也是可以被证伪的，你能够举出相反的例证与推理去驳斥它（事实上，这么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阴谋版的外国威胁论却是不能证伪的，它给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细考的蛛丝马迹，和一连串的暗示。阴谋版的外国威胁论甚至不是一种论证方式，它只是一种气氛；它的效果不是来自论据，而是来自一种情绪的感染。它以建立在无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证据的必要。

    （作者系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