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职有权的吴宓？
在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洗脑”有其更高更广的背景，过多地指责一些具体层面的参与者并不公平。但是，当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历史学家，就应该对于过往的一切有所反思和——如果他曾经为亏心之事的话——悔悟
责任编辑：刘小磊
■读者·作者·编者
《南方周末》在西北的分印点主设在兰州，在报摊上买报纸既迟缓数日又经常扑空。10月初回到北京，总算及时买到1日出版的报纸，注意到王兴运先生的文章
《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又检索阅读了此前陈仲丹教授的
《背诵助教的讲稿》一文。自己读过《吴宓日记续编》，又对于百年来的大学史有些兴趣，心有所感，聊作几点回应。
从吴宓日记里的记载看，王兴运先生的确是当年挟马列以令教授、导致吴宓痛楚不堪的急先锋之一。对此，王先生作出了抗辩，他说必须以1957年和“文革”开始的时候分界，认为在1957年之前的吴宓不仅是“有职有权”的名教授，而且还“恣纵、骄横”，试图通过向院系当局反映情况而迫害自己在内的年轻学者。这样的说法不免“见木不见林”，完全忽视了当时整个教育界和舆论气候的大背景。1949年之后，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全盘苏化，这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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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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