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 人生没有如果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2009年11月6日下午，参加完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部、各院及相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又聚集在中国空间动力研究所礼堂，观看话剧《克里夫兰总统号》，用这种别样的方式缅怀悼念老人家。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及儿子钱永刚、女儿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那年，钱永刚7岁，妹妹钱永真5岁。邮轮开动了，他俩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异常兴奋。年幼的他们没有父母心中的家国之忧，钱永刚回忆说，他那时最着急的是一件事，“这船开了这么久，怎么还没离开海岸呢！”

他跟妹妹眺望了很久，最后都困了。一觉醒来，这才高兴了，“终于开进大海里啦！”多年之后，这艘邮轮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称为“改变钱学森命运和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一艘大船。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钱学森一双儿女命运的改变。 

1955年，钱学森一家乘克莱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图/CFP

参军

1986年，钱永刚来到父亲曾经求学、亦曾执教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38岁的他是自费公派来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的，而他父亲在这个年纪已经是该学院的教授和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了。

学院图书馆奠基于1966年，他站在奠基石前感慨良多。

“1966年，我18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纪。”可那时国内哪里有学上，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

他在自己所读的高中耗了一阵子，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恰好有个招兵的机会，就跟家里说了一声，参军入伍了。

他父亲钱学森那时候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面对高中都没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儿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优的人生选择，只有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闯一闯，好好干！”

他没有让父亲给军方打招呼，“那时候不兴这个，我爸爸也不是这样的人。”他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闷罐子车南下，在江南某部服役。

没有人因为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如果我不是钱学森的儿子，可能得到的还多一点。”

极左思潮下，知识分子不受信任，被视为异己，即便是钱学森这样的国家重臣，也不会例外，他的家人时时可以感受到“歧视”。

“‘文革’期间，我父亲是受到保护的，但下面仍然会有很多人猜忌，你在美国有那么好的条件不要，你说得好听，主动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谁信啊？”洗澡、人人过关、清查海外关系、清剿潜伏特务……一轮轮政治运动下来，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早就学会了隐忍低调。

钱永刚说，他通过在基层部队9年的磨砺，切切实实感受到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甚至是某种嫉妒，“极左思潮盛行一时，不是没有群众基础的。”

家庭背景拖累了他的进步，“我已经做到了可以评五好战士，可以入党、可以提干了，工农家庭出身的战士做到这样可以了，我还是不行，对我的考验还要再加码。我什么都慢。”

争取入党时他拿出一股狠劲，拼命表现，“但凡连队里要发展一个党员，那就得是我，我的表现绝对是排第一的。可连队横竖认为我不合格，一年也不发展党员。团长骂开了，‘你们这个连怎么回事，入党积极分子都死光了，一个都找不出来吗！’”

连里想办法把他调到一个技师培训班，“我调走了，没两个礼拜，战友给我写信，说连里发展那个表现第二的人入党了。”

这些经历和遭遇他没有向父亲讲过，回家探亲时，他有时会跟母亲蒋英聊一聊。父亲是如何走过那段非常岁月的，他也从来没有问过。

高考

7岁回国的时候，他基本不会说中文。小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学会了说中文，满口流利的普通话，可惜，英文又不会说了。

中学开始学俄语，高中时教俄语的是班主任，老师让他做课代表。“文革”后，停课闹革命、参军入伍，折腾下来又把俄语忘了。

入伍后第一次探家，他翻出念书时买的俄语课外读物，发现自己只能读个标题了。30年后，高中同学大聚会，他听说班主任要去，都不好意思去。“见了老师的面先敬了个礼，跟老师道歉，‘学生不才，您当年辛辛苦苦教给我的，我全还给您啦！’”

他没想到“文革”会有结束的一天，“运动天天都是火热的，对明天，你不可能还有什么想法。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埋头在部队干吧，干到什么样是什么样。”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他心里又激动又忐忑。从小他念书就没让父母操过心，“如果不是‘文革’，考个不错的大学肯定是没问题的。”课本一放就是10年，自己都快30了，怎么复习？能不能考上？他一点儿底都没有。

他去找领导，请领导同意他参加考试，“倒退10年，我还敢吹个小牛，说自己考上大学八九不离十。但10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我不甘心。‘让我试一试，考上了，痛痛快快放我走，没考上，回来老老实实接着干。’”

在部队做技术工作，数理化还有点底子，大学总算是考上了。入校的时候，一打听，全系同年级他的年龄排第三，班上最小的同学小他10岁，“那种滋味，嗨……”

妹妹钱永真和他一样，高中没读完就赶上“文革”，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80年代的时候出国了。

人生没有如果

常有人拿他和在美国的堂弟钱永佑、钱永健相比：钱永佑小他两岁，是世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该校生理系主任；钱永健更加大名鼎鼎，他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当年两家在美国往来很密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由于中美是敌对国家，两家渐渐断了往来。中美建交后，钱学榘夫妇来华，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去看望过他们。后来，钱永佑又随母亲来过中国，“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过去看他们，一起吃个饭。几十年就见了那么一两面，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

2008年10月26日，蒋英邀请一直在北京工作的钱永佑的女儿钱向民到家里做客，听力已经严重受损的钱学森笑着称她是“来自获诺贝尔奖家庭的特使”。

“如果你父亲钱学森当年不回国，你和妹妹钱永真一样可以平顺成长。也许可以像他们一样卓有成就？”

他神情凝重，“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父亲从监狱出来，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安慰我父亲，‘不要消沉，工作吧。不为政府，为孩子。孩子将来上加州理工学院免试。’后来我父亲回国，临走的时候，校长又说了，‘我说过的那句话还是算数的。’后来，我去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确实没有让我考试，是不是30年前校长的话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有时他也会假想一下，如果当年一家人没有坐船回国，如果父亲还是留在美国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长会更顺利一些吧！至少不会在该上大学的时候没学上，折腾到34岁才大学毕业，40岁拿到硕士学位。”

“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这些感慨和牢骚，也就是说说而已。我现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觉得日子过得挺充实：建馆、出书、拍片、办班、办展……在办这些事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帮助，使我觉得自己年年都有小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