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煤矿重组故事

中国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攻守进退总是5年一个轮回。5年前有戴国芳的铁本，5年后杜双华在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一轮国进民退的大潮中，远不止有杜双华，山西煤炭国有化运动逐渐蔓延到内蒙、河南；东星航空被国航收编；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企大集团的身影……

我们的记者赶赴温州和山西临汾，近距离观察山西煤矿重组下的投资商人和政府官员的种种世相，观察这次改革的底层——投资者和底层政府，试图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给微观层面带来的影响。

产权从来都和国家形态连在一起，财产的支配要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有组织、合法的强制力，问题是，这个合法的强制力如何才能不失控，它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里，社会如何才能平衡它？看山西煤矿重组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头镇的“网”

11月5日，温州平阳县水头镇。

“再逼下去，我们要跳楼了，”小叶和小蔡猛抽着烟，在宾馆的窗前走来走去，眉头紧紧拧成一个硬疙瘩。两人是山西临汾一家煤矿的大股东。都很年轻，30岁上下，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与干练，自十来岁外出打工做生意，如今都已身家不菲。

平阳和苍南是温州人在山西炒煤的重灾区，尤其是这个人口不过30来万的水头镇。当地一个流传的说法是：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按50%的保守估计，水头镇至少20万人在山西有煤矿投资。

水头镇的商业主干道上，高档红酒庄、咖啡馆毗邻，摆设着巨幅阿玛尼、LV等世界大牌橱窗的奢侈品商场，飞扬的尘土中随处可见的各种高档轿车和人力三轮车抢道。商业的繁华程度远甚于一个内地大县城。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多地少加之频繁的水灾，逼着水头人另谋生路。90年代兴起制革业，使得这里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地方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内地的煤矿投资。

对温州人来说，把钱放在银行一天不生利都会觉得发慌。2003年起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小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等前赴后继地都加入炒煤大军。

受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律师吴族春今年7月奔赴山西调研浙商在外矿产投资。“最保守有500个亿，商会估计有700到900个亿。其中，仅温州平阳县有300个亿资金量，拥有200多家矿。”

在临汾的煤矿中，小叶个人投入资金2000万，另外附带着亲戚和朋友集资的1000万；小蔡自己投了几百万，他带进来参股的有几百万。

这是温州特色的民间集资方式：兄弟带姐妹、娘舅带外甥，一旦发现有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迅速地调动巨额民间资金。正是这种高效运作的模式，让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州人以小博大，不断地转战房产、石油、煤炭，谋取丰厚的利润。

叶、蔡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搭股在他们的矿里。“这有点像传销网，譬如我的表叔交给我几百万，他算我的‘下线’，我也不知道他下面有多少人凑份子交给他。我自己都有笔记记着我的‘下线’，等赚到钱分红时，就按出股的比例分给他们，他们自己再分给他们的‘下线’。”

载记者从温州机场到平阳的大陈自2003年起就在山西、贵州煤矿搭股。他嘲笑自己胆子小，只投了20万。“光景最好的时候，大股东们一到时候就会背一包钱从山西回来分钱，每次能分到个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