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总统

乌拉圭前军事独裁者阿尔瓦雷斯因侵犯人权被判处25年监禁。在70年代担任军队领袖，以及1981年至1985年担任总统期间，他共犯有37宗谋杀罪

10月25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街上，到处可见悬挂的政治标语和宣传海报，总统选举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在选举的3天前，乌拉圭人热切等待的却是一场审判的结果。现年83岁的格雷戈里奥·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被法院判处25年徒刑，罪名是“37宗罪大恶极的谋杀案”。

对于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发生在这个南美小国的这样一场选举与一次宣判，并不太能牵动人心。然而，对于保留着10年潮湿炎热的独裁时期记忆的乌拉圭人而言，选举与宣判一起，却象征着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阿尔瓦雷斯

图帕马洛人

历史的纠缠，要从40年前说起。以出口羊毛和肉类闻名的乌拉圭曾经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瑞士”，随着竞争对手的增加，乌拉圭在50年代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此时，蒙得维的亚聚集了一群30出头，信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律师与活动家，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从乌拉圭贫困的农村地区成长，看到偏远地区农民的苦难；青年时期来到蒙得维的亚学习，受到古巴社会主义的激情的鼓舞；大学时期修法学，有强烈的改造社会使命感。刚刚30的佩佩·穆希卡就是其中一员，而为首的劳尔·森迪克很快将这群志趣相投的人秘密召集到一起，组成了以社会主义改革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联盟“图帕马洛人”。

森迪克知道，随着经济衰落和政府腐败的自由落体运动，图帕马洛运动将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达成。于是，他提出了“言语使我们分裂，行动使我们团结！”的口号，以此为号召的图帕马洛人先后抢劫了数个武器商店和银行，并把抢劫银行的钱分给穷人。有着单纯革命理想的青年人成为了城市里的游击队，他们把自己的政治左派形象塑造成罗宾汉，越来越浪漫，也越来越暴力。随着和当局的对峙越来越严重，他们先后绑架或试图绑架过美国、巴西、英国和本国的数位政治官员，以此获得高额的赎金和释放同伙的条件。

1967年，接替死去的军人总统而上台的豪尔赫·帕切科·阿雷科开始了自己与图帕马洛人和经济衰退的对抗。在政府的强烈干预下，乌拉圭的经济衰退有所放缓，但是通货膨胀仍然肆虐；越来越多的“图帕马洛人”被捕，并被投入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蓬卡雷塔斯监狱。佩佩·穆希卡与其他9名积极分子则被投入另一个监狱，在那里过了13年监狱生活。

然而，“图帕马洛人”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越挫越勇。197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审讯专家丹·米特廖内借调给豪尔赫，米特廖内是审讯、刑讯逼供的专家，他的任务是将“审讯”犯人的方法传授给乌拉圭的警察系统。“图帕马洛人”并不知道米特廖内的这一身份，他们以为他只是美国政府借给乌拉圭平息混乱的专员，但他们阴差阳错绑架对了人。他们以人质要求政府释放囚犯，但豪尔赫拒绝妥协，最后米特廖内被处决。这一死亡震动了当时的尼克松政府，而就在一年以后，包括劳尔·森迪克在内的111名“图帕马洛人”成员成功地在蓬卡雷塔斯策划了一次越狱行动，这些人部分逃到了阿根廷，还有的如劳尔·森迪克则远渡欧洲的西班牙、法国避难。豪尔赫的政府颜面尽失，在一些贫困的农村，人们甚至打出了“图帕马洛人，快来绑架我吧！”这样的标语，政府的合法性不断遭到民众的质疑，豪尔赫在与左派的斗争中并没有胜利。

总统与将军

豪尔赫挑中的接班人是乌拉圭第一大党“红党”里著名的右派胡安·马利亚·伯达维里，他是豪尔赫内阁中的农业部长。1971年乌拉圭举行了总统选举，身为乌拉圭最大的农场主，又获得了军方的支持，伯达维里顺利当选。但是，在火热的南美革命浪潮中，他只是一个不被民众认可的小政客，是豪尔赫的傀儡和追随者。也许正因如此，伯达维里比豪尔赫更疯狂地开始了对乌拉圭左派的打压和灭绝行动。

为了获得强大靠山的帮助，伯达维里开始与乌拉圭军方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军人势力得到了更迅速的提升，而此时，格雷戈里奥·阿尔瓦雷斯就成为军方权力最大的将军，也是伯达维里用暴力镇压左派行动的得力助手。

两年之后，伯达维里依靠军队的强力最终镇压了“图帕马洛人”。还没来得及庆祝的他很快发现，军队势力就像癌细胞一样占据了整个政府，他已经动弹不得。1973年，阿尔瓦雷斯的军队要求伯达维里参与他们的政变行动，并出任政变后的总统，他们威胁道，如果伯达维里不从，就会将他一起消灭。没有选择的伯达维里再次成为乌拉圭的总统，但是，解散议会和党派、废止宪法的他从此在南美历史上成为了继皮诺切特后，又一位“独裁者”。而阿尔瓦雷斯则成为新政府核心统治机构的“终身秘书”。

政变行动发生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开来，越来越多不同政见者被投入监狱或惨遭杀害，这其中同样包括伯达维里所在党派“红党”的许多开明人士，他们中有几百人流亡到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各地。1976年5月在阿根廷发生的4件谋杀案，被认为与伯达维里政府对乌拉圭左派的大清洗行动有关，被阿根廷警方记录在案。未被记录的死亡不可胜数。

但是，就在同年，军方与越来越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之间也产生了裂痕，阿尔瓦雷斯对外宣称，伯达维里解散党派，是为了在乌拉圭建立社团主义的政治实践，不管到底对不对，这在乌拉圭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因此必须把他逐出政府。就这样，在军方授意下解散议会的伯达维里，被军方以同样的理由踢回了农场老家。

阿尔瓦雷斯显然喜欢已经80岁、昏聩软弱的艾尔伯托·得米切利，后者很快成为乌拉圭新的傀儡总统，但半年不到又被换下。1981年，阿尔瓦雷斯终于走上台面，亲自担任总统。

秃鹰计划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样的乌拉圭并不孤独。在冷战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想从古巴开始蔓延拉美；而在1973年，智利的军人政变产生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右翼势力、独裁统治与军人政府也同时波及全南美。就像在全球范围的美苏争霸，在南美的锥形地带，右翼军人统治也与左派游击队不断角力。1973年到1974年间，为了“铲除马克思主义蔓延”，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与乌拉圭的军人政府秘密地频繁接触，决定在间谍、信息、镇压左派、审讯政治犯等几方面展开合作，“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因此成形。

伯达维里和阿尔瓦雷斯都是“秃鹰计划”中的重要主角。在1973年政变到1984年乌拉圭重回民主化的11年间，前者是灭绝“图帕马洛人”的“功臣”，后者则将刑讯逼供和暗杀的对象扩展到反对军人独裁统治的所有异见分子。1978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的一架军用飞机搭载了39位乌拉圭左派政治犯，而当飞机飞抵首都蒙得维的亚的机场时，39人全部“消失”。这次“飞机消失”事件在“秃鹰计划”的10多年间并非特例。智利的间谍机构DINA与阿根廷的SIDE在这些年中，用“死亡航班”的方式，将政治犯秘密处决。犯人被押送到飞机上，在高空生生推下。

1984年，和其他南美国家相似，乌拉圭重回民主化道路，胡里奥·萨圭涅提成为新一任的民选政府总统，而佩佩·穆希卡和其他狱中的“图帕马洛人”也被释放，并开始重归合法化政治联盟的道路，组成了左翼的广泛阵线。阿尔瓦雷斯与伯达维里统治期间参与“秃鹰计划”的人，均被一一起诉。但是，乌拉圭的政治仍被派阀所把持，保守派的萨圭涅提试图缓和多年来左派与右派的历史仇恨，他颁布了特赦令，以保护阿尔瓦雷斯与伯达维里等人。2004年广泛阵线的塔瓦雷·巴斯克当选以后，左翼开始重新清算阿尔瓦雷斯与伯达维里的旧账，他们称，“秃鹰计划”发生在乌拉圭国外，因此特赦令不能包括国外的犯罪，因此包括阿尔瓦雷斯与伯达维里在内的数名前乌拉圭政府高官，可能都要面临牢狱之灾。2008年，伯达维里已被逮捕，而此次阿尔瓦雷斯的宣判，则是另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