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藏拙或补拙，说话或不说话

止庵是纯粹的读书人。

7岁时赶上了“文革”，家里的书被红卫兵抄走，整整10年处于饥渴状态。当时最大愿望是能有一本词典，求而不得，就看《毛选》后面的注释，增长文史知识。

1977年考上北京口腔医学院，上下班在公交车上看了至少100部书。没有座位时就站着看，赶上车里拥挤不堪，就高举书本，贴在车顶，照看不误。

毕业后他当过两年牙医，后来觉得不合适，调到了《健康报》当记者。当时他已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笔名“方晴”。可在文学最火爆的时代，他却陷入了低潮，“什么事都不愿干，也不愿写作”。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极窘迫，“可以请朋友吃饭，但每月只够请一次”。

止庵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1989年对止庵意义重大。那一年他离婚了，一个月后进入一家外企做医疗仪器销售，一干11年。他并不后悔这段经历。多年以后看到奥威尔的传记，奥威尔年轻时穷困潦倒，但太太对他很好；等到他的《动物庄园》出版，声名大振，太太却去世了。

“生活中有种冥冥的力量，”止庵说，“就像车一样，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启动不了，后来终于慢慢开起来，只不过乘客已经下车了。”

1995年他“重操旧业”，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写笔记。有天突然冒出一个出版商说要给他出书。第一本书《樗下随笔》就这样出了。“樗”是庄子提过的一种大而无用的树，他家院里也真有这么一棵树。之后，就好像某个关卡打通了，找他出书的人络绎不绝。在公司期间就出了五六本。

2001年，止庵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但他常常会想，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写书而不是读书，究竟值不值得？他仍是一介书生，穿着中式汗衫、黑布鞋，生活简朴，只有买书买碟才不计成本。谈起人生，他引用加缪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止庵

原名王进文，学者、散文家，1959年生于北京，当过医生、记者等。著有《樗下读庄》、《插花地册子》、《如面谈》、《苦雨斋识 小》、《周作人传》等。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36种)，主编《苦雨斋译丛》(16种)、《周氏兄弟合译文集》(4种)、《张爱玲全集》（09年出版 10种）。

思想本身就是现实

人物周刊：你编过一套周作人文集，又写了《周作人传》。最初是如何与他相遇的？

止庵：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书是在1986年。之前看的都是比较煽情的，突然看到一个心平气和说话的作家，觉得挺奇怪的，是一种文体上的震动。周作人影响我最大的是他写文章的态度。写文章有两种态度，有的人写文章如谈话，有的人如讲演。讲演要调动观众的情绪，要煽动，但周作人说写文章有如朋友之间的谈话。

一次，我去听一场四重奏音乐会，我发觉那些艺术家演奏时不是在和观众交流，而是彼此之间在交流。只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观众只不过是旁听的。这就如同写文章，好文章像朋友之间的交谈，读者偶然在旁边听到，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人物周刊：你写的《周作人传》说出了什么新东西呢？

止庵：我写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有独立的价值，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未必有很大关系。20世纪中国缺乏纯粹的思想者，周作人、鲁迅、胡适都不够纯粹。他们对现实介入很深，因为他们的基本宗旨，就是启蒙主义，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在把思想变为现实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代价，事实证明这实现不了。

周作人一方面讲“教训之无用”，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这是相互冲突的。他的悲剧也就在这里。“道义之事功化”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我觉得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思想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思想一定要变成行为才有意义，你回过头看那些先哲，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的大部分思想从来没有实行过，我们能说这些思想没有意义吗？没有这些思想，我们的现实将是多么黯淡乏味？

人物周刊：就像周作人说的，“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止庵：对。这段话我最佩服，觉得是他思想的极致。你们办杂志，真觉得有人会因为看了杂志改变吗？真有人会觉悟、洗心革面吗？我觉得不可能——那为什么还要思想、说话呢？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但孔子好比一个火炬，这个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再仅仅是黑夜，思想的意义、说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人物周刊：周作人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止庵：周作人说过：“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你说这点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成常识了，我看未必。思想这东西，我统一你的，你受不了；你统一我的，我受不了。夫妇俩还可能同床异梦呢。

周作人思想的另一个可贵之处说来是很现实的。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中国人终于得到了思想武器，大家都为之振奋：我们要做强者，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鲁迅1898年读《天演论》也特别激动。但周作人想的是，强不了的一方怎么办？他提出要在“天演”的背景下去关怀弱者。这个思想到现在也还是难能可贵的。

不仅周作人，他们那代人有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有些被我们汲取了，有些我们还不够重视。我希望这些能真正转化为常识。

先读塔尖上的张爱玲

人物周刊：除了周作人，你还特别钟爱张爱玲，为什么？

止庵：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散文写得好，见解也很深刻。我们说到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层，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我先看塔尖上的，看了张爱玲之后，有好多作家就可以不看了，我宁愿把塔尖上的人看5遍8遍。

我觉得读书也有核算问题。对我来说在书柜前挑书是最难的。我尽量避免盲目看书，因为选了这本书，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本书。俗话说“开卷有益”，这是针对从来都不开卷的人说的。卷与卷有很大区别，开了这个卷，同时就不能开那个卷，而且可能你一辈子都开不了那个卷了。

人物周刊：现在你一年看多少书？阅读速度快吗？

止庵：我看书不算快，一般说来一周看一本书吧。看书要花的时间跟故事情节、内容不一定相关，而跟另一个东西相关：如果一个作家花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你不可能很短时间把它读完。可以说我读书的速度跟作家写书的速度相关。有的书确实只需一小时就看完了，但是这样的书大概根本就不会去看吧。

人物周刊：你的阅读经历中，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

止庵：在报社工作时我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从先秦入手，花了4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10年里，我看了100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了一本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出版。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场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在这一体系之内作判断，无论“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并无不同，但那是我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人物周刊：可即便如此，说出的话仍可能是陈词滥调吧？

止庵：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但做到这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不知道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该说话。藏拙是一种好的人生态度，这事情是你的短项，你就别说；还有一种态度是补拙，如果你想对这个事情发言，你就去多知道点儿，然后再说。

我们这个时代是欣赏的时代，不是创造的时代

人物周刊：你出了这么多书，怎么看写书这件事？

止庵：19世纪中叶以后100年是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不怎么出大家了。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可能都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个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写作，这是不是划算，是不是对？我有时算这个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其他的书，值不值得？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我读了很有感触。花一生时间读书而不写作，这样的人生未必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还要写作呢？

止庵：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认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女孩子化妆不是非做不可的，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要买口红的话就不能在路边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个好的店。写作也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是得认真。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写文章像周作人。

止庵：周作人的书，著译共1000多万字，我完完整整看过好几遍，还写了《周作人传》，我自认是知道周作人的人。但要说彼此的相同之处，只有两点：一是行文的态度，二是人道主义思想。孔子“仁”的思想通过周作人的阐释深深影响了我，我文章里面如果有一点人文关怀，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人物周刊：你说到“人文关怀”，那么你会关注现在的社会问题吗？

止庵：我并不是不关心社会问题，但我不愿意在表面层次做文章。有些杂文家，哪儿出了飙车案，哪儿出了邓玉娇案，立马写文章表达愤怒。我知道社会需要这种声音，但我写不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后边有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

（实习记者刘晓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