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 骨子里我是很传统的人

如果我结婚，一定希望老婆是华人。有人说你是外国长大的，你可以找一个美国人。但我觉得我的孩子必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必须懂中国文化，必须爱吃中国菜，必须能讲中文。对我来讲，这些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不相信陶喆已经40岁了。在他们的想象中，陶喆应该还是个成天忙着逗女孩开心，酷酷地抱着吉他，边甩头发边唱《MELODY》的文艺青年，不羁、潮流、动感。但陶喆确实已经“奔五”了，尽管衣服的主打色还很鲜亮，在浓重的妆容和幽暗的灯光下，眼角的细纹已若隐若现。

9月24日晚7点半，复旦大学吴文政报告厅里尖叫声四起。本次“星空讲坛”的主讲陶喆原本要与大陆青年学生讨论与音乐有关的议题。不过现场的氛围让陶喆感叹：“这不像是在大学，倒像是在歌友会。”

陶喆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陶喆戴了眼镜，一派学院风范，他坚持这纯粹是一次学术活动，并没有如学生所愿献歌。

散场时，一个女生喊着“David”，冲上前来把礼物交给经纪人。她是陶喆歌迷会的，歌迷会的好些粉丝同陶喆已经是朋友了，“陶喆会在twitter上twitter我们，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他会给我们一些意见，挺好的。”

陶喆新专辑《69乐章》的造型

3天前，陶喆在北京发布了他的新专辑《69乐章》和首部影像作品《暗恋》。

1969年，披头士乐队突然宣布解散、朋克音乐诞生、重金属摇滚乐崛起；人类登上了月球、首例人工心脏移植手术成功、波音747首航、网络科技萌芽——陶喆将1969年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熟记在心，认为它们为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思潮定了基调。对他，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是他出生了。“我的双亲用私奔来对抗双方的家庭。他们私定终身，最后生下了我。这造就了我的顽皮、叛逆，我是1969年那么多变动中的一环。”这年出生的华语知名音乐人还包括：窦唯、王菲、刘若英、周传雄、潘美辰、伊能静和孙楠。

陶喆父亲陶大伟曾是台湾著名歌手、西洋歌曲的重要推手和知名影视制作人。1970年代陶大伟制作的《小人物狂想曲》堪称岛内综艺喜剧经典，张艾嘉等知名演员都是该剧重要班底。后来他转型成为儿童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其节目在台视、中视、华视热播。陶喆的母亲王复蓉是京剧名伶，出身梨园世家。外祖父王振祖在台湾京剧界声望很高，曾创办台湾复兴剧校。陶喆祖籍上海，生在香港，长在台北，母亲的家族又来自北京，其后他赴美国留学，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及洛杉矶分校研修电影学和心理学双学位课程。

1993年，台湾唱片制作人王治平去洛杉矶购置音响，用他艰涩的英文与乐器行店员痛苦地沟通；正在店中的陶喆主动上前帮忙翻译，与王治平结下友谊。半年之后，王邀请陶喆回台北，开始他的职业音乐人生涯。此后近10年，陶喆先后为张信哲、陈淑桦、杨采妮、郑中基、张惠妹、梁朝伟、陈奕迅等艺人创作歌曲，并于1997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甫一出道，便拿下“台湾金曲奖”、“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等重要奖项。

陶喆说，《69乐章》不仅暗含自己生于1969的信息，还昭示自己的音乐旅程：《易经》中，“6”是阴的变数，“9”是阳的变数，过了“69”，一切将被颠覆、改变；而惟有这样，自己才能“滚石不生苔”般保持一种动能。

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

人物周刊：你祖籍上海，生在香港，在台北长大，现在又经常来北京，这些恰巧都是华语世界有代表性的城市。

陶喆：我妈妈出生在北京，我爸爸出生在上海，我出生在香港。从8岁到14岁，每年暑假我都去香港找我姨妈，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它是个非常先进、摩登的都市。

我在北京也有家，有房子在这里。虽然我在北京时间不多，但朋友特别多。北京在世界城市群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城市。所有人都要来北京，很多的工作都安排在北京，某种程度上是有点严肃的城市，可我很喜欢北京严肃的部分。

上海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称得上大都会，这种气质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它有自己独特的、都市的味道。我从小听上海话长大，对上海话、上海人有感情，老乡嘛。

我们家没有人在台北出生，但台北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台北人让人感到温暖。现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是非常快节奏、国际化的城市了，只有台北还没那么国际化。

人物周刊：这两天你一直在说最近这张专辑是你的一次回归，回到哪里？

陶喆：回到真实的自我。

人物周刊：过去的自我不真实？

陶喆：我永远都在追求把真实自我的感觉和感情放入唱片中。你去看梵高的画、听列侬的音乐、看某些作家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个性和思想。我感觉从这张专辑应该能看见我，真实、赤裸。

有一些搞创作的人，又怕人家不理解他，可又怕人家知道他太多。他本身精神分裂，往往把最私密的东西放在作品里面，另一方面自己又总躲在作品后面，很想跟大家分享，又不敢讲、不知道怎么讲，或者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过了40岁，我觉得自己放松了。38、39岁时我有种焦虑感，现在这种感觉淡了。

人物周刊：你焦虑什么？

陶喆：眼看着40岁了，我还没结婚，还没拍电影，还没做我自己的专业。我想男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吧。等我过了40岁，好像就没有这种包袱了，自然而然释怀了很多。

人物周刊：你不断提及你已经过了40岁。所谓“四十不惑”，你现在还惑吗？

陶喆：这些古话真的有它的道理，但我还是有困惑，我还是在想，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这个人还会不会出现？还有，如果我50岁时还没拍成电影，那将会是很大的遗憾。

我做了将近15年音乐，现在要有“new beginning”。有了新开始就解惑了。这个新开始可能是我结婚了，我拍电影了，我更成熟了，我找到更想要的一些东西了，或者我能更清楚地表达我要的东西了。

音乐是分岔路，电影是主干道

人物周刊：新专辑有首歌《关于陶喆》，很多人说是你的自白。歌词中这句“现在音乐是free，干吗买专辑”，是一种描述还是对唱片业的嘲讽？

陶喆：唱片业不好是事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因是这5年来的作品越来越差，很多人就算有能力买也不想去买。全世界都这样，不只是两岸。很多创作人偷懒，没有把心和诚意放在里面。他看到这个市场坏了，就想我随便做做就好了，写个KTV歌、会流行的歌就好。我认识一些制作人和编曲，接活接到自己无法喘气。他们缺不缺钱呢？不缺钱。他们赚得非常多，是上班族10倍都不止。我常常说你为什么要接呢？你可以说对不起，我太忙，先把手上的这几个做好。但有些人觉得不做白不做，就都做了啊。

人物周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唱片业不景气，所以你才转行做电影。

陶喆：一定会有人这样想。唱片业不好，我是挺难过的，但不是因此才做电影。电影是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大学我念的不是音乐，而是电影。我一直设想我主要的道路会是电影。但这条路的开头，我看到路牌上说还有一条叫作音乐的分岔路，就走下去了，没想到一走就走了15年。现在是要回到主干道上。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影才是你的主干道？

陶喆：我希望它成为我的主干道，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做好。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新新锐”电影导演。

陶喆：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新生代华人导演，希望自己拍的华人电影全世界华人看了都有共鸣，甚至外国人看了也有共鸣。透过电影你可以去传播华人的文化、华人的故事、华人的感动。我想拍的电影不是娱乐性的。可能我的音乐曾经带给一些人感动、憧憬和想法，我期待我的电影也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在华语电影圈，你欣赏哪位导演或演员？

陶喆：（不假思索）张艺谋和李安。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懂电影这个媒介，会注意电影的每个细节。有些导演懂的是演员、画面，但不懂这个媒介——所谓的声、光、镜头、美术、剪切、戏剧、情感，都叠加在一起。张艺谋和李安真的可以去control（控制）整个局面。

人物周刊：《关于陶喆》这首歌里还有一句“就算现在不当一哥没关系，没人帮我买第一名”，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陶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讽喻、一种自嘲，在酸自己。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是不是第一名，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让消费者知道，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们别被媒体、唱片公司给蒙住眼睛了。我有没有证据？没有。但是你看看榜单，一些东西是有悬念在里面的。

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修过心理学，这对你从事音乐、电影有什么影响？

陶喆：有人说我学心理学，所以知道消费者在想什么，其实不是。帮助在哪里呢，只是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因为我不是音乐学院毕业，所以没那么多规矩，什么都可以尝试。

人物周刊：一方面，现在戏曲和民歌式微；另一方面，很多音乐人在创作时引入中国风却广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陶喆：我做《苏三说》的时候，并不是想做一首中国风的歌。这种调子对我来说是从小听到大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唱京剧的，它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我习惯的一种旋律。我不知道其他歌手是怎么想的。说到式微，其实传统艺术一定是这样，它并不属于这个时代。现在的流行乐，给40年以后的人听，人家也不一定喜欢。

人物周刊：你曾为众多歌手创作歌曲。纯粹从音乐角度来讲，最欣赏的男歌手和女歌手分别是谁？

陶喆：女歌手一定是阿妹（张惠妹）了，她很有天分，又做了很多的练习，歌唱功夫非常了得。男生应该是陈奕迅。一句话，我觉得你去听阿妹去听陈奕迅，就可以知道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鲜明到在他们的音乐中流露出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算是有天分么？

陶喆：我觉得我有天分。但如果后天没有下功夫，光靠天分你不会成功的。或许会有一点点成功，但很短暂。我觉得天分占30%，后天占70%。

人物周刊：你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的什么特质适合做音乐？

陶喆：（沉思）我觉得是一种关怀。做音乐不是靠创意，不是靠爆发力，不是靠歌喉，那些东西都是很表面的。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让人不开心的时候变得很开心。失去这种关怀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我不在乎专辑卖多少钱，不在乎有没有市场。我不会因为这些外界的事情或压力屈服，也不会最近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想写我想要的歌，说些我想说的故事。我也不在乎某些媒体对我的报道评论，因为现在我有最直接的工具，就是网络，可以跟我的朋友、想要听我说话的人直接沟通。网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勇气，甚至自由。

最喜欢看的杂志是《TIME》

人物周刊：你关注政治吗？

陶喆：我最喜欢看的杂志是《TIME》，我很好奇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科技的部分，可能是政治的部分，可能是社会新现象。现在中东在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在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都是有牵连的。

人物周刊：在你创作新专辑、新电影这段时间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到全球的金融风暴，小到台湾的陈水扁弊案，你都会关注吗？

陶喆：我会我会。这些东西带给我的情绪，在我的音乐里也会出现，某一个族群也关注这些东西，听了以后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以前的世界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关联的。你如果不了解别的国家，就会不理解你自己的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一直都很enjoy这些东西。

人物周刊：台湾是个政治味道很浓的地方，风云变幻。你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么？

陶喆：我有我自己的观点。看了一些事情的报道之后，我往往会做个总结。那个总结我不会轻易跟人分享，那是我看台湾、世界的一个角度。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构成很有意思。爷爷是警察，爸爸做过歌手和主持人，妈妈和外公是京剧名角。这样的成长背景对你有影响吗？

陶喆：爷爷是警察，所以家里管教很严。我爸爸跟爷爷出去不能跟爷爷并排走，更不能走到前边，一定要走在爷爷后面。我爸爸对我同样严厉。妈妈、外公那边更传统些，中国人的礼仪、习惯都必须要遵守，小时候过年一定要磕头。

人物周刊：所以你个人是偏传统的？

陶喆：我骨子里很传统，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很西洋的。真正认识了我，你会发现我有一些想法非常保守。父母两边的家庭都非常传统，我受家庭的影响非常大。

举个例子，如果我结婚，一定希望自己的老婆是华人。有人说你是外国长大的，你可以找一个美国人啊。我不是不喜欢外国人，但我觉得我的孩子必须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必须懂中国文化，必须爱吃中国菜，必须能讲中文。对我来讲，这些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日常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

陶喆：富有创意、主观性强、完美主义、神经质、感性、幽默。喜欢搞笑，喜欢从诙谐幽默的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会疑神疑鬼，不那么容易信任人。另外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敏感性情，很容易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人物周刊：你幸福么？

陶喆：非常幸福。我被上天眷顾，我要的我都得到了。我可以做我爱做的事情，还能生存，养活自己和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部分非常富有，这是一种恩典。

人物周刊：这份幸福有脆弱的一面吗？

陶喆：当然有。我不太让人家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因为我觉得我背负了很多责任。就像一个爸爸没法让小孩子看到他脆弱的一面。很多人在依靠我，像我父母亲。我报喜不报忧，因为怕他们担心、伤心。但我不否认，有时我孤独、寂寞、脆弱。

（实习记者王梦怡、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