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的殊荣

■西书拾零

这殊荣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皇家文学院特别强调评委会的评估是建立在得奖者的全部作品之上，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部代表作。他们想通过淡化《日瓦格医生》的影响，降低这次颁奖的政治风险。《日瓦格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此前11个月，这部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出版的小说在意大利同时以意大利文和俄文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迅速被译成了更多的文字。当瑞典皇家文学院作出决定之时，这部作品正雄踞西方各国畅销书榜的榜首。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等待了12年的殊荣。他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而随后连续四年他每年都是呼声很高的竞争者。然后是1953年，然后是1957年。1957年的获奖者加缪用自己的获奖来为落选的对手呐喊，再次提名他进入下一年度的竞争。经过12年间的8轮角逐，这殊荣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帕斯捷尔纳克马上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报，欣然接受这在他想来也同样属于他的祖国的荣誉。他的电文是“无限的感激，骄傲，感动，惊喜，不知所措”。

电报发出几个小时之后，住在隔壁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费定走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简短的谈话之后，费定独自从书房里走出来。正忙于准备家庭庆祝活动的女主人发现，刚才还“无限地感激和骄傲”的丈夫，正瘫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费定的离去，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电文中的前四个形容词。祝贺的电话还在陆续打来，但此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心境，只有“不知所措”可以形容。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祖国无意与他分享这份特殊的荣誉。

关于第二天发生了什么，我读过的几本传记都没有任何记载。第二天是沉默的一天。

第三天，沉默首先被从专业一翼打破。很有影响的《文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的社论和一封口径统一的读者来信。《日瓦格医生》被定性为一个“堕落的”诗人对“十月革命的中伤”和“对社会主义的诬蔑”。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些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走上了街头，高喊“将叛徒赶出苏联”的口号。

第四天的炮火来自制高点。《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围绕一部文学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署名文章，全盘否定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在攻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动机之后，文章还为获奖者指明了惟一的出路：如果他还有苏联公民“最起码的良知”的话，就应该拒绝这“肮脏”的奖项。这篇文章使帕斯捷尔纳克清楚地知道，这殊荣不仅不属于他的祖国，祖国还希望它同样不属于他自己。与这来自最高层的炮火相配合，更多的读者来信在报纸上发表。密集的火力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帕斯捷尔纳克成了人民的公敌。

第五天，苏联作家联盟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声讨作家阵容里的“败类”。帕斯捷尔纳克不仅以缺席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还给会议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他在信中为《日瓦格医生》辩解，并宣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刚刚获得的殊荣。他还提醒自己的同行不要仓促做出过火的决定，以免今后“平反昭雪”的麻烦。紧急会议没有顾及这将来的麻烦，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苏联作家联盟。这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将不再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祖国发表作品。

作家联盟的决定第二天见报。这是1958年10月28日，是诺贝尔奖的殊荣降临后的第六天。如果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坚持自己前一天信中的立场，等待他的只有两个结果：或者“出去”（流亡）或者“进去”（坐牢）。这一天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1930-1960：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岁月》是传主的儿子为他撰写的传记的第二部。作者在最后一章记录了次日中午在街上与父亲相遇时的情形。他说，父亲头发花白，衣服脏乱，他几乎认不出来他了。

当儿子准备与父亲讨论一下越来越紧的风声时，面目全非的父亲告诉他说：“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清早已经给瑞典皇家文学院发了电报：“考虑到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这个奖项的看法，我必须放弃这一我不配接受的荣誉。这是我的自愿放弃，请不要见怪。”

在做出这个生死攸关的决定之前，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他对殊荣的放弃因此很像是出于“自愿”。他无疑相信这历史性的“自愿放弃”会结束六天以来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狂躁。但是，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