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贾宝玉”——法国盲人作家于格的故事

盲人们纷纷表示愤慨:怎么能把盲人描写得这样好色猥琐呢?于格却说:其实我更不堪。

 

一位导演要求于格在海边骑马时披上斗篷,于格极其不情愿地照办了。

事后,于格依然耿耿于怀:这太像演戏了。图片由于格提供

 


   日前,法国盲人作家于格·德·蒙达朗拜尔为了他的《残杀光明》从巴黎飞到北京。与北京的媒体见面之后,又马不停蹄来到上海。在于格的一再要求下,日程排得很满——媒体见面会,连续的采访,制作电视节目。于格说,我来中国,不就是为这事来的吗?    “它(钢眼罩)不但能掩盖我的惧怕、我的伤痕,还有我那粗暴的狂傲。同样的,它也为我切断了他人的怜悯。”于格说。 图片由于格提供

 



《残杀光明》在大陆出版时,书中“我们不在战场上死去,就死在女人的阴道里。”

出版社谨慎地改成“死在女人的怀抱里”。

 


于格失明前几天在画室的留影。失明后于格曾通过读书机不止一次阅读《红楼梦》,因为他童年时也生活在深宅大院里:“贾父就像我的父亲,我就像贾宝玉。我不听话,父亲就用鞭子打我。”图片由于格提供

 

    灰白色的头发,白色的鳄鱼T恤,手中细长的竹竿来自陕西的道观楼观台,由于使用日久,竹竿的颜色已经发红。于格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戴着的银色金属眼罩,眼罩下的双眼失明已经将近30年了。

失 明
在失明之前的几天,于格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上一个黑人男子牵着一匹马。这幅作品即将完成,只剩下黑人和马的眼睛。
    出身法国贵族的于格是一名画家。1978年的一个深夜,于格在纽约华盛顿广场旁的家中遭到入室抢劫,于格的双眼被歹徒的硫酸泼中。在疼痛的烧灼中,画家从此双目失明。那一年于格35岁。
    在失明之前的几天,于格正在创作一幅油画,画上一个黑人男子牵着一匹马。这幅作品即将完成,只剩下黑人和马的眼睛。由于怎么画也不满意,于格用颜料覆盖了黑人的眼睛,就像于格失明后被缝合的双眼,画上的人物和画家本人一样永远失去了双眼。后来这幅未完成的作品一直挂在于格家的客厅里。
    “世界变得像上帝一样不可见了……”失明之后,于格的朋友离他而去,社交圈大大缩小,“刚失明的时候,我会打开窗户,纽约街头的车水马龙扑面而来。晚上,我知道纽约的夜生活又开始了,人们外出喝酒吃饭,去听音乐会,我能听到这一切。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力独自出门,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家里的电话铃根本就不会响。那种寂寞是一种煎熬。
    于格最难以忍受的变化是失去了独立行动的自由。经朋友介绍,于格来到纽约 “灯塔”再教育培训中心接受盲人生存技能培训。经过严格的训练,于格可以做到独自一人在纽约街头行走。“就像练瑜伽一样,我可以做到排除一切杂念,完全集中注意力。我会注意到大街上有楼房、工地上尘土的味道、车的流向,通过对气息的捕捉,通过拐杖敲击的声音,就能找到准确的定位。有视力的正常人不需要这样。”
    于格请名设计师设计了金属眼罩,造型很酷,用薄薄的钢片制成。

旅 行
于格最渴望的是旅行,他失明后的第一次旅行是重回巴厘岛。在新加坡转机时,海关官员很礼貌地对他说:于格先生,我们不能让你过境……

    恢复行动能力之后,于格努力做回一个正常人。在一张照片上,于格在纽约长岛海滩上纵马飞奔,背后大西洋的海浪翻腾汹涌。于格重拾从童年时代就酷爱的运动——骑马、爬山、游泳、滑雪、航海……惟一的例外是滑水,由于平衡很难掌握,每次练习的时候,都会重重地摔到水里。
    于格最渴望的是旅行,他失明后的第一次旅行是重回巴厘岛。在新加坡转机时,海关官员很礼貌地对他说:于格先生,我们不能让你过境,规定不允许一个盲人独自旅行。
    于格冷静下来,停顿了一会儿,转身问身后的一位旅客:你也是去巴厘岛吗?旅客回答:是的。于格又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回答果然不出于格的意外:没问题。于格对海关官员说:你看,我不是一个人旅行了,我有伴了。海关官员见此,只得允许他登机。
    为了寻找昔日的女友,于格开始他的第二次独自历险,前往喜马拉雅山谷。于格坐飞机从纽约来到新德里机场,刚出机场,护照、钱都不翼而飞。于格正失落间,突然有几个人过来把护照放在他的一只手里,把钱放在另一只手里,牵着他过了海关,把他领到三轮车旁,交给车夫。于格想感谢他们,但周围一个人都不见了。于格问车夫那些好心人都是什么人,都去了哪儿。车夫回答:那是一些在机场乞讨的人,看你是盲人,把偷走的东西又送回来了。
    于格来到一个小镇,不知道该去哪里,他静静地坐在路边。过了一会儿,有人过来摸摸他的手,和他打招呼。有卖杏干的商人用不流利的英语问于格,你来这里干什么?于格如实相告。商人把他带到一个寺院群住了几天,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哲学家,英语比较好,聊得很开心。“在旅行过程中,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那里他遇到无数善良的人,愿意帮助我的人。最难的是当初跨出大门时的恐惧心理,一旦克服了就好办了。”于格把这一切归结为好运气,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印度和印尼旅行时,他总能遇到帮助。惟一的例外是在巴塞罗那,光天化日之下被小偷抢了钱。
    于格在新加坡时,与朋友在街上散步,突然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原来是戏班在唱京剧。于格到了后台和演员聊开了。由于是在街头演,没有专门的更衣室,演员需要换服装时,只能拿一大块布把女演员围起来。朋友招呼道:“于格,你来拿着布,反正你也看不见。”这话把大家逗得笑弯了腰。“一个人、一个艺术家遭遇到我这样的惨剧,是很悲哀的,但是生活中还有很多让人大笑的理由。”于格说。

中 国
于格非常崇拜老子,采访中,他可以熟练地用中文说出老子、《道德经》,也可以用法文背诵《道德经》中的名句。
    1995年,于格来到中国,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作了几场报告,游览了西安周围的历代帝王陵墓。2001年,于格重返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工作了半年之久。这次,于格走得更远,他兴致勃勃地沿着古丝绸之路旅行。
    有一次,朋友开车带于格去郊游。在环城公路上,朋友向他描绘了眼前的一幅情景:一个残疾人开着三轮车,肩上背着东西,手上举着东西,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摇动车轮,在车流中奋力向前。于格始终不能忘记那个残疾人:他更了不起,他才是真正的勇者,我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有那么多人帮助我。于格写道:“通过接触和观察,我认识的中国人民很快地成为了勇敢和现实主义的榜样。他们在不由我们的意愿决定的强暴或运动面前,在似将被毁灭的情形之下,可以像暴风骤雨中的芦苇一样百折不挠。”
    2001年,于格第一次到上海,去了金茂大厦,一直上到建筑的顶层。于格的妻子陪同前来,他的妻子是设计悉尼歌剧院的丹麦建筑师伍重的女儿,她本人也非常懂建筑。于格的妻子给他讲述建筑的外观和结构,还让他触摸建筑的关键部位。于格看到的是上海的力量,这里要盖最高的大厦,要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于格将金茂大厦称为“一个帝国最后的壮举”。让于格印象深刻的还有金茂上面的咖啡馆,一杯咖啡要价20欧元,“在巴黎,服务很特别的地方可能也会要这样的价格,但是,即使在巴黎也是少数,在街上喝一杯咖啡也就七八个欧元。”
    “每一个城市的气息都是不同的。”于格正是通过城市的气息了解城市。于格感觉上海有很多摩天大厦,商业繁华、噪音很大、发展速度很快,同时好像有很多屏风竖立在眼前,他很想绕过这些屏风,到屏风的后面去感受市井的普通人的生活。他希望坐船在黄浦江上走一走,感觉一下两岸的风景。他还想去上海的郊区,看看那里还保留着的平静的农作生活。
    于格非常崇拜老子,采访中,他可以熟练地用中文说出老子、《道德经》,也可以用法文背诵《道德经》中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于格面临困难,寻求各种学说精华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时,老子的哲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老子创造了对自然的新的解释,让人们尊重自然,融入自然。”

写 作
于格说:“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甚至忘了我是一个盲人,我会走到窗边,摘下眼罩,向外眺望,然后才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盲人。”
    由于失明,于格的生活被迫慢了下来,生活的内容也趋于简单, “在我受伤之前,我四处去写生,整日绘画,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忽略了对人生、生命的思考,在失明半年以后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于格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向内看的自省,“在寂静中,面对高山,用每一寸皮肤,用全部身心去感受,感受宇宙、感受大气,感受阳光雨露,感觉自己确实融入了大自然之中,成为大自然中的一分子。”
    于格在诺曼底的老家位于海边,崖石下方有一个巨大的溶洞,于格经常独自爬下山崖,在洞中冥想,聆听大海的涛声。于格还根据温度来感觉光线的变化,拍摄了很多照片。朋友们从中选出一百多张照片,计划编辑出版他的摄影集。
    于格曾经和著名舞蹈家莫里斯·贝加合作过一出舞蹈,舞蹈家根据于格挑选的音乐编舞,这出舞蹈连演了四年。于格将美国画家霍珀的画作为舞台背景,画面上表现的是一男一女两个美国人,过着无法交流的孤寂生活。由于画上的场景是酒吧,于格选择了美国1920年代的酒吧音乐,在音乐的衬托下,侧幕的人声朗诵于格为这出舞蹈写的诗句。女人随着马勒的歌曲起舞,一曲完毕,女人又回到角落,男人始终在读报,喝啤酒,没有任何变化。于格参与比较多的是电影和话剧,主要是剧本的创作。
    于格曾把手杖比作一把和黑暗作战的长剑。但是单调漫长的黑暗已经没有最初那么令人恐惧了。于格说:“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甚至忘了我是一个盲人,我会走到窗边,摘下眼罩,向外眺望,然后才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盲人。”
    在写作《残杀光明》的时候,于格每天左手持纸卡尺,右手在纸上书写。有一次,于格向中文版译者桑韶华展示手稿,整齐的字迹排得密密麻麻。于格告诉桑韶华,他曾经在巴厘岛的一个农家小屋里日以继夜地写作。一天早上,于格请每天帮他料理杂事的渔民朋友为他翻到前一天写的最后一行,以便继续当天的工作,渔民朋友怎么也找不到。再翻一页,还是什么也没有。于格请他把本子转过来看看,是不是写在另一面了?还是没有。原来,前一天,于格的钢笔墨水已干,一整天的辛苦踪影全无。
    “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我没有自暴自弃,腐烂下去,或者被洪流冲进小角落里。我采取的是积极的方式,没有放弃,坚持接受训练,渴望做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人。这些我都做到了,但我不是无所不能、刀枪不入的超人。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我可以克服和逾越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打破很多盲人的禁忌。”
    在意大利电视台的一次专访中,记者问于格,您看不见了,每当您听到他人讲到“看见”、“看到”这一类话题的时候,您心里一定很难受吧?于格回答道:“从不。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是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我很遗憾他们看不到多少东西,看不见人世间的真、善、美。”记者再问于格,失明以后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格的回答十分简单:“最最缺少的是能够目睹地球之美,触摸落日彩霞。”

爱 情
当自比贾宝玉的于格被问到:你会娶《红楼梦》里的哪一个女子为妻?于格回答:秦可卿。
    在于格七岁时的一张照片上,清澈的目光中除了聪明劲,还透露出成年人的成熟和固执。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有一次,一位导演给于格拍摄纪录片,要求于格在海边骑马的时候披上斗篷,于格极其不情愿地照办了。事后,于格依然耿耿于怀:这太像演戏了。
    于格的生活无异于常人,他的爱情也同样如此。在《残杀光明》中,于格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他失明后的爱情生活。“爱我的女人很多,并不是只有书里提到的这些。优秀的女人真心地爱我,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盲人,她们是爱我这个人本身。女人有母爱的天性,她们爱我,保护我。对于那些以母爱的形式出现的爱,我很快就谢绝了。我要的是独立的爱情。在我脸上被泼上硫酸以后,当时本能的反应,我知道水可以清洗硫酸,所以在罪犯逃走之后,我很快用水清洗脸部和眼睛,没有保住眼睛,可是我保住了我的面容,正是这一点,没有让人惧怕,不会有心理障碍。”
    于格在书中用“性器官顶部有一只眼睛”来形容器官感觉的灵敏。由于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一位长辈因为书中的这句话,就此拒绝和他握手。
    当南方周末记者问道:“你们现在还不握手吗?”
    “他已经死了。”于格说完放声大笑。接着又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过这实在很好笑。
    由于用词大胆,《残杀光明》的中文版有多处修改,“我喜欢女阴的气息”就被删去。在书的结尾,于格引用了神经科医生哈马用泰米尔语吟诵的诗句:“我们不在战场上死去,就死在女人的阴道里。”出版社谨慎地改成“死在女人的怀抱里”。
    有一次,纽约的“灯塔”中心邀请盲人观看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盲人看电影的方式是通过听台词,再由旁边的陪伴者讲解影片的故事内容。看完电影,盲人们纷纷表示愤慨:怎么能把盲人描写得这样好色猥琐呢?于格却说:其实我更不堪。
    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于格在和前来采访的女记者合影时,不自觉地把女记者的腰搂了又搂。
(感谢桑韶华的现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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