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东山再起？
在东山再起的过程中，如果荣智健能够超越自我、提升经营管理能力，那么凭借荣氏家族的商业基因和天赋，再加上曾经的经验教训，他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巴菲特”或“中国孙正义”，也并非没有可能。
2009年6月，荣智健就悄悄成立了一家以家族命名的“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为Yung’s Enterprise Holdings Limited
从胡雪岩，到盛宣怀，再到荣智健，官商一体似乎注定了要以悲剧的形式黯然收场。
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当天下午6时15分，67岁的荣智健乘坐一辆灰白色私家车从香港金钟中信大厦驶出。一位目击者称，在汽车驶离中信泰富大厦很远以后，他还回头凝望了一眼。
但同时，荣智健是幸运的，因为他和胡雪岩、盛宣怀等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已经截然不同——清末民初，像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民族资本家，离开政府的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且一旦失败了就难以再爬起来；但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失去了官方的背景，对“荣公子”来说也并非没有东山再起之可能。
2009年6月，荣智健就悄悄成立了一家以家族命名的“荣氏企业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为Yung‘s Enterprise Holdings Limited，最初注资仅40港元。公司注册地址刚好是中信泰富所在地址、即金钟中信大厦32楼。董事会成员为荣智健本人以及次子荣明棣、长女荣明方等3人。荣明方同时兼任荣氏企业的秘书，并以秘书的身份签署有关注册文件。
看来，荣智健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新的平台上延续荣氏家族往日的辉煌。然而，失去了中信集团作为依托，没有了父亲荣毅仁光环的照耀，在刚刚经历“澳元门”的洗礼后，荣智健能找到往昔无往不利的风采吗？
很多人对荣智健的前景提出了质疑，认为荣智健很难趟过这个难关。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荣毅仁的关系积累，更有其自身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超乎寻常的资本整合能力。
荣智健曾在一次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抱屈道：“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我问心无愧。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3000万美元的开办费，这3000万美元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110亿港币现金。”这话虽然有些情绪和片面，但并不夸张。
很多人认为“澳元门”事件，对荣智健以及荣氏家族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或许这次事件正是荣智健摆脱家族阴影、从零开始的契机，他借此机会，可以彻底摆脱对官方靠山的依赖、取下官商一体的帽子，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打造一家体制健全、管理完善的民营化企业。
在拥有中信泰富这个平台时，因为背后有一个大靠山，因此，荣智健在投资与管理决策上可能会产生一些盲动和侥幸的心理，以至于最终导致巨额亏损。那么，现在的荣智健，就不得不每时每刻都要凭着自身的智慧与资源来寻找纯粹市场化的资本增值机会。
而事实上，荣智健也并不是没有完全靠市场化手段来打造一家卓越企业的能力。
在荣智健往昔的成功中，有很多次靠的就是自身的精明强干。比如1978年夏天，36岁的荣智健选择远离家人，独闯香江。那一次，凭借父亲留在香港的股本金100余万元港币，荣智健与堂兄弟二人创办爱卡电子公司。4年后，荣智健出售爱卡电子公司，获得750万美元，4年资产增长56倍，一举成名。
两年后，荣智健又通过表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公司创办仅1年便合并上市，股价上涨40余倍，此时荣智健选择了果断套现，直接获益4800万美元，折合港币3.74亿。
这两次的公司运作，都是荣智健商业天赋的直接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荣智健从父亲荣毅仁那里得到的支援几乎微乎其微，尽管荣智健并不是完全从零起家，但他能够在短短6年时间内，让自己的资产由600万港元升值到4亿港元，荣智健本人高超的资本运营能力也功不可没。
目前，荣智健已经通过在5月初以每股12.2元沽售6000万股中信泰富，套现7.3亿元，连同出售保利香港的股份套现7.9亿元，使得手中持有的现金就超过了15亿，从这个角度看，荣智健这一次东山再起的起点比1978年的第一次闯荡香江要高上很多。既然过去能够在600万港元的基础上玩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魔术，那么荣智健利用现有的资金与资源而重现往日辉煌也不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另外，有一些人认为，目前全球的投资环境要比过去差很多，荣智健已经很难找到像过去那么好的投资机会。然而，历史数据证明，在每一轮大的经济萧条过后，都会产生新一轮的投资机遇，只是旧一轮的投资机遇与新一轮的投资机遇在方向与形式上会存在很大的不同罢了。
荣智健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人眼中公认的“资本圣手”，靠的并不仅仅是家族的红色背景，更有荣智健本人对于经济趋势的独特理解。比如，1987年，荣智健之所以能够推动中信香港以23亿收购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并且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能够看到香港股市、地产及世界航运业尚处于低潮时期，敏锐发现国泰航空的发展潜力。荣智健知道香港要稳定繁荣，处处都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航空，而国泰公司在航空方面已有几十年经验，信誉很好。
而荣智健能够在1991年9月，靠着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华人超级富豪的帮助，以40亿元资金收购资产值70多亿元的恒昌企业，也足以证明他具有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目前，荣智健把主要的投资方向锁定为房地产与金融，这两个行业是荣智健最熟悉的行业，也是所有资本大亨们青睐的行业。
很显然，荣智健现在手中所握的正是经济萧条时期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也就是现金资源，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东山再起的主动权，但他要把这种主动权转化为实际的核心资源，这次“澳元门”中所暴露出的荣氏企业内部的管理疏漏就不能不加以重视。
许多资深人士在评判这次“澳元门”时，都认为这宗外汇交易显得非常蹊跷。从战略上看，荣智健投资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是对的，而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前几年澳元兑美元一直在大幅升值)，选择与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签订了数十份外汇合约也是对的，然而签署的合约中，中信泰富内部那么多资深金融人士，却连条款中那么多不平等的地方都无法识别，那就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而在交易亏损被曝光后，竟然在公司法律顾问建议下，让中信泰富从发现AC合约亏损到发布盈利警告之间拖延了6个星期，最终导致香港警方介入对中信泰富“澳元门”的调查，这就更加不应该了。
从“红色资本家”到完全市场化化的投资家，荣智健还有一段艰难蜕变过程，还有一段崎岖的路要走。在东山再起的过程中，如果荣智健能够超越自我、提升经营管理能力，那么凭借荣氏家族的商业基因和天赋，再加上曾经的经验教训，他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巴菲特”或“中国孙正义”，也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