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流泪消费奢侈品隐含巨大危机

新教伦理的缺失,贫富差距的扩大,资金的不公平分配,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狭窄,造成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

全球奢侈品消费下降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正常反应,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令人瞠目。

一项针对全球富人消费习惯的调查表明,奢侈品已不再受到以往的追捧。奢侈品消费严重下滑,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已被节约所取代。对400余名收入和投资盈利超过6位数的富豪消费者的调查发现,从2009年开始,42%的受访者削减了对奢侈品的支出。逾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是“根据需要,而非欲望”消费,75%的人认为购买奢侈品属于挥霍金钱。即便购买奢侈品,多数人选择的是能够抵御货币贬值的贵金属、珠宝,而不是LV包等易耗品。

中国却出现相反态势,高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09年全球奢华产品市场出现萎缩情况下,预计今年中国奢华产品销售将破天荒地达到50亿美元,远高于2008年30亿美元的销售额,增幅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消费店遍布上海、深圳、长沙等城市,国际消费企业中国掘金时代进入白热化阶段。

有悖常理的消费模式隐含着巨大危机。

奢侈品的消费并没有带来消费稳定回升。我国消费一直在低位徘徊,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依靠家电与汽车补贴,我国商品零售额上升,但与投资相比仍是九牛一毛。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并不强,看看居民收入就能了解这一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5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上升超过8%,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超过1%。

不过,奢侈品消费上升也是事实。由于没有细分数据,只能大致分析。以高档汽车消费为例,我国豪华车密度最高的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浙江义乌。这个“小商品市场”,满眼都是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悍马、法拉利。在过去的一年里,奢侈品亚洲公司仍然在中国卖掉了6架公务飞机,成绩斐然。

除了炫耀性消费、缺乏新教伦理之外,也有实体经济下挫的原因,我国出口下降,富起来的老板们购买豪华车,甚至商务飞机,进行无度的沉没性消费。在房地产领域同样如此,许多开发商盯上了山西煤老板们3000亿以上的“退市”资金,原本这些资金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现在却成为装饰天边的经济烟花。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奢侈品消费上升、总体消费率下降的一大原因。上海就是如此,内地人、香港人、外国人,共同形成了上海顶级消费区。据了解,上海的高档消费令人咋舌,随便一件衣服就可能花掉普通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在恒隆广场、美美百货,购置一身春秋季的衣服,开销大概在2万元左右。此外,世界各大著名品牌店,卡地亚珠宝、百达翡丽手表、杰尼亚服共同构成了上海外滩十八号。奢侈品扎堆上海滩,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为转型所苦、多数市民为购房愁眉紧锁的城市。

我们并不希望号召富裕群体成为活雷锋,将资金捐献给普通市民,以实现均贫富。但是,一个尚未完成转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的城市,却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急先锋,起码说明这个城市缺乏正确的税收激励机制,也缺乏良好的融资创业通道。

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这种模式蕴含风险之巨大,从此后的美国经济走势就看得出来,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造成产能过剩,奢侈品的消费者最终也在去产能化的大萧条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教伦理的缺失,贫富差距的扩大,资金的不公平分配,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狭窄,造成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