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国】水到渠成的《家谱》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要拍《家谱》？我有时也会困惑，怎么就蹦出一部《家谱》成了我所谓的“作品”？或许，我可以模糊地说：那时我28岁，我父亲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去世了，我奶奶还一直想着他，我叔叔没什么出息，姑姑们挣了些钱，但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聚在一起了。我离开农村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这样，《家谱》出来了，就像到了年纪要结婚，结了婚就会生孩子。水到渠成，这原本是一件不必追根究底的事情。

《家谱》就像我对生命的一声叹息。

父母的两个家族世代生活在广东西部相隔不远的小村庄，祖父辈依靠土地养活了10个子女，两家曾频繁探访，尤其是在过年时。改革开放后，有些人迁出城镇，进入城市，甚至出国——当初群居在一座大祖屋下的家庭向四面八方扩散。过去，很多家族有自己的家谱，作为繁衍生息的证明。如今，我想用影像为自己的家庭制作一份更直观的家谱，使子孙们将来能看到老祖宗的音容笑貌。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农村迁到了镇上，小学毕业后迁到城市（县级），中学毕业到广州和北京念书、工作，很少回到老家（八甲镇高屋村）。我的经历似乎是暗合了城市化的进程。所以在“云之南”影展的论坛上讨论乡土影像的内外视点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算内部视点还是外部视点，我感觉自己两边都不着调。

在农村。

我的农村生活经验大多是童年时积累的，所以每次回家都平生一些感慨和怀念。

过年时我要回祖屋奉神，偶尔提及村里的某位乡亲，他们会语气平淡地告诉我：早就病死了。或者告诉我谁捡了个女人：某村的某人在公路边看到一个被车撞倒的外地女人，神志恍惚，就把她带回家，卖给村里那个双腿瘫痪的人。女人给他生了个孩子。

回到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我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10多年没见了，儿时最好的朋友军生早就结婚生子，他没出去打工。去年我用摩托车载着我阿公经过村里的小卖部，看到他在那儿打麻将。我们都看到了对方，于是微笑着打了个招呼，我几乎没看清他的脸，或许原本应该停下车跟他聊聊。阿婆后来跟我说，军生来镇上赶集时跟她念叨，说小时候跟我玩得多么好，经常一起摔跤，去河边抓鱼……

我家的祖屋还在，但年久失修，屋顶已经漏水，快要塌了，周边建满了红砖楼房。一路上阿公总要把远处的那些新楼房指给我看，告诉我分别是谁建的，他们现在在外面做些什么有出息的事情。相对城市的疏离和现实，乡村里的人依然靠荣光和口碑确立自己的声望和价值。而对于年轻的一代，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正在拉锯、消失或融合。我这样的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对传统礼数知之甚少，但也有很多农村年轻人依然遵循老一辈的做法，他们知道要先奉哪位神仙，烧几炷香、几支红宝烛——身家千万以上的中年人，回家过年依然担着“三牲”跟在老父亲后面按程序去奉神。每次回老家过年，村里的人担着“三牲”去奉神，碰到同样去奉神的人都会讲几句简单重复的话：“这么早？”“大家都早。”“回了呀？”“是的，回了。”年年如此。

在城市。

家里的亲戚大多外出打工，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家里。年轻一代通过努力在城市里立足，把青春消耗在那里，力图让城市成为他们的另一个故乡。我表姐兰花在她时尚的服装店里，听着周杰伦，看着《瑞丽》，不经意地跟我讲述：她16岁出来打工的时候，服装店周围还是农田，边上的那些高楼也就是这两年才建起来的，发展得很快，铺租也涨了又涨。

我姨丈告诉我说，他3个子女曾立誓以后就算在外面做乞丐也不会回老家，如今他们在外面都发展得很好：一个在东莞做财务经理，买了房子；一个在广州某个大学里教书，也买了房子；第二个儿子和一个美籍华人结了婚。姨丈本来很反对儿子娶那个身材很瘦小的女孩，如今儿子在美国发展不错，他笑着说儿子去美国后第二个月就寄回来2000美金，能换1万多人民币，现在还买了小轿车……

在城市里扎根并成为中产阶层的年轻一代生活稳定，但也有各自的烦恼。舅母的小儿子不善言谈，30出头还没找到对象，全家都为此着急。他到处找人相亲，无奈家乡的年轻女孩都已经外出打工，过年才回去几天又出门了。

这些琐碎的事件、复杂的感受，构成了《家谱》的内容，奠定了它的情感基调和叙事节奏，以至于最后我控制不住，它自己长成了接近5个小时的“生命体”。

我喜欢拍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这次拍摄的是自己的家人，离我太近了，近得遮蔽我的眼睛、影响我的判断。

后期剪辑的时候，我反复地在电脑显示器上看我奶奶流泪，看我妈妈埋怨，看故去的父亲的照片，看弟弟的女儿睁开小眼睛看这世界——像在显微镜下被放大了的我家人的一切。我经常剪着剪着就哭了，累了伏在桌面上睡，感觉自己就像个柔弱的孩子。

片子刚做出来就有幸入围了08年的北京独立电影论坛，这是《家谱》参加的第一个影展。首映的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第二天放映厅里只有我自己，静静看完，然后离开。

一个导演要为自己做一部片子，跟好坏没有关系，它的意义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