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泪消费奢侈品隐含巨大危机

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

全球奢侈品消费下降是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正常反应，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令人瞠目。

一项针对全球富人消费习惯的调查表明，奢侈品已不再受到以往的追捧。奢侈品消费严重下滑，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已被节约所取代。对400余名收入和投资盈利超过6位数的富豪消费者的调查发现，从2009年开始，42%的受访者削减了对奢侈品的支出。逾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是“根据需要，而非欲望”消费，75%的人认为购买奢侈品属于挥霍金钱。即便购买奢侈品，多数人选择的是能够抵御货币贬值的贵金属、珠宝，而不是LV包等易耗品。

中国却出现相反态势，高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09年全球奢华产品市场出现萎缩情况下，预计今年中国奢华产品销售将破天荒地达到50亿美元，远高于2008年30亿美元的销售额，增幅居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消费店遍布上海、深圳、长沙等城市，国际消费企业中国掘金时代进入白热化阶段。

有悖常理的消费模式隐含着巨大危机。

奢侈品的消费并没有带来消费稳定回升。我国消费一直在低位徘徊，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依靠家电与汽车补贴，我国商品零售额上升，但与投资相比仍是九牛一毛。

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并不强，看看居民收入就能了解这一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2年至2005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上升超过8%，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超过1%。

不过，奢侈品消费上升也是事实。由于没有细分数据，只能大致分析。以高档汽车消费为例，我国豪华车密度最高的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浙江义乌。这个“小商品市场”，满眼都是宝马、奔驰、保时捷、奥迪、悍马、法拉利。在过去的一年里，奢侈品亚洲公司仍然在中国卖掉了6架公务飞机，成绩斐然。

除了炫耀性消费、缺乏新教伦理之外，也有实体经济下挫的原因，我国出口下降，富起来的老板们购买豪华车，甚至商务飞机，进行无度的沉没性消费。在房地产领域同样如此，许多开发商盯上了山西煤老板们3000亿以上的“退市”资金，原本这些资金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现在却成为装饰天边的经济烟花。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奢侈品消费上升、总体消费率下降的一大原因。上海就是如此，内地人、香港人、外国人，共同形成了上海顶级消费区。据了解，上海的高档消费令人咋舌，随便一件衣服就可能花掉普通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在恒隆广场、美美百货，购置一身春秋季的衣服，开销大概在2万元左右。此外，世界各大著名品牌店，卡地亚珠宝、百达翡丽手表、杰尼亚服共同构成了上海外滩十八号。奢侈品扎堆上海滩，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为转型所苦、多数市民为购房愁眉紧锁的城市。

我们并不希望号召富裕群体成为活雷锋，将资金捐献给普通市民，以实现均贫富。但是，一个尚未完成转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的城市，却成为奢侈品消费的急先锋，起码说明这个城市缺乏正确的税收激励机制，也缺乏良好的融资创业通道。

我们正在看到上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一幕，朱门酒肉与路边乞讨并存，这种模式蕴含风险之巨大，从此后的美国经济走势就看得出来，普通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造成产能过剩，奢侈品的消费者最终也在去产能化的大萧条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教伦理的缺失，贫富差距的扩大，资金的不公平分配，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狭窄，造成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