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十年】香港的成长与烦恼

　　不确定的年代 难自主的命运

　　时空隔绝之后，内地人对港人心绪难以感同，更未身受其金融危机、ＳＡＲＳ阵痛。更对香港今日的来由、未来的走向缺乏了解、观察。本报特约香港知名文化人陈冠中先生撰文，对香港的成长进行梳理、反思。

香港的街头，人们行色匆匆

香港地铁里，贴出庆典回归十周年的大幅广告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香港，也有烦恼……

　　撒切尔夫人在１９８２年曾说过，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中国行使主权之后，极端情况并不曾发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得到兑现。
　　不过，只说歌颂的套话也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趁大家比较关注香港的时机，对香港的情况作一些梳理和反思。

富裕的另一面，什么令香港蒙羞
　　比较起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或大城市，香港的难题很少：没有城与乡、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巨大差距，没有显著的种族、族群、宗教矛盾，早已完成城市化及现代化基本建设，大致可说是个法治、廉洁的善治之地。并且，作为回到中国主权下的自治特区，香港不像上海般要上缴公帑给中央政府，不必如新加坡般自己花钱在军备，连驻港解放军的费用都不需要港人负担。
　　这里是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一样的全球经济节点，也同样拥有商贸服务业、消费旅游业和知识创意产业。
　　虽然淡出了制造业，因为背靠内地特别是珠三角，香港仍有为生产业服务如物流等行业。就算把生产业放在一旁，香港的条件（金融＋商贸服务＋生产者服务＋消费旅游＋知识创意产业）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城市能及。在全球化时代，财富向所谓世界城市倾斜，而香港是世界城市之中的一个。
　　有这么好的条件，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却跟富裕程度不对称。香港人均收入在１９９７前已超过一些欧洲大国，但在环保、节能、社会保障方面却远低于欧盟水准，在城市保育、文物保护、教育理念、民主生活方面更显得落后。空气质素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而七百万居民的排污，连内地城市的污水处理标准都达不到，以至要长期封闭西岸沙滩及取消年度渡海游泳比赛。
　  同时，凡不能稳住生产业的全球化城市，都可能有一个危险趋向，就是市民收入两极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结构性失业、开工不足与转业后收入下降。香港就算在近３年的所谓经济复苏期，仍挥之不去的一个异象，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实质的低收入者愈来愈多。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至今还比１９９６年的水平低了１０％以上，说明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实际收入降低了，而月收入在１万至４万港元的家庭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１９９６年的６１·２％掉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５％，又说明中产阶层在减少。最低收入家庭的跌幅更大，现竟有超过５０万户家庭每月收入少于８０００港元，这个阶层占全港家庭的比例由９６年的１３％增至０５年的２２％。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层的收入更高了，富豪们当下的消费话题不再是买什么样的游艇，而是买什么型号的私人飞机。
　　１９９７年前香港是水涨船高，人人实际收入有增长，所以大家觉得坐在同一条船上。但这一次，大部份人没有分享到总体经济好转的甜头，这情况不改进，下次经济衰退时就再不好说什么同舟共济。现在香港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０．５３３，名列世界前茅，远大于同样受全球化压力的亚洲发达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甚至跟香港同构型最高的新加坡。
　　这些都足以令香港蒙羞，影响社会和谐、宜居程度及整体经济发展。

　
不能独善　
　　亚洲金融风暴震荡后，港人担心香港的经济前景，怀疑自己的竞争能力，怕被边缘化。
　　从上世纪４０年代末开始，本来大致上只要世界经济好，香港也会好。这里所谓世界，其实只是指美国和第一世界国家，简单说是美国好，香港也好。二战后美国出现很长的增长期，香港也分到一杯羹。１９９０年后，世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香港也成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节点。随着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和崛起，香港与内地关系越加紧密，现在确已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中国内地好，香港好，或是说，若美国或中国内地其中一个不好，香港也不会好。
　　这是外部大环境，不是凭香港的主观意愿或内部努力就可以主导的。但若深究一点，却发觉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美国和中国内地情况尚好，香港却出问题。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例子。金融风暴后，中国内地每年高速增长，香港却好几年停滞不前，足见在内地好与香港好之间，也可以有颇长的时间差。换句话说，香港经济基本上将随着美国、中国变好变坏，不可能自己独好，但却可以独自变坏，或因为自己不长进而持续的滞后。
　　也就是说，经济上香港不能遇到问题就被动地归咎于外部环境，或等待中央政府给优惠政策，而不主动去改良内部体制、调整指导思想。　

回归十年，不确定的年代
　　 反思香港的问题，笔者想提出三点看法，作为回归十年反思的切入点：
　　一、今日香港内部的好与坏，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种下的果，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回归后生成的。故此，要处理目前的问题，香港得好好重新总结七八十年代的经验。
　　二、基本法是特区最上位的法，恪守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香港要做的依然是好好的履行基本法里要求港人实现的事情。
　　三、这十年香港特区政府做过什么有建设性的事情吗？有是有的，但往往跌跌撞撞，好像换了一副新眼镜后，度数变化了，哪怕只是变了一点点，一段期间内走起路来就会有点浮浮的不确定甚至头痛。借用已故美国经济思想家盖博瑞斯《不确定的年代》一书里的解释，不确定一词还包括着这样一重意思，就是一些在过去确信不疑的观念，面对当前问题的时候，出现把握不准的状况，让人犹疑难决。
　　回归十年可说是香港的不确定年代。经过这十年，香港的问题大致都已清楚的呈现了，许多人更渐渐意识到问题的深层根源，这是一个契机，现在要看市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智慧了。我在大陆、台湾地区居住了１５年，看着两地如何克服重重巨大困难，给了我一个信念，就是：香港的这些内部问题在下一个十年内是可以舒缓的。

惊人的成长：繁荣、法治从此启端

十年中，进步惊人
　　对现状再多不满的港人，其实也不能回去适应６０年代的香港，因为现在确比当年好。
　　现在回想这个殖民地的６０年代大概是挺令人难受的，贪污成风、公文都只有英文、打工仔没年假、棚户处处。当时，社会需要正义个人如英国传教士叶锡恩，替受欺压的上访人士伸冤请命。
　　上世纪７０年代殖民地政府摇身变成进取的有为政府，有意识地推动我在文里简称的“善治”和“现代化基本建设”。
　　这里我不想花篇幅探究民意、民间抗争和进步人士如何替这些改革作出贡献，虽然那是很重要的课题。我也不去勾划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或去猜测殖民地政府的动机，只看行为和成果。
　　想想这份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清单：
　　廉政公署成立；
　　中文成为法定语文；
　　启动长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计划，后来共住进接近半数港人；
　　九年强迫的免费基础教育；
　　法定工人７天有薪假期；
　　法定有薪分娩假期；
　　制定解雇补偿等劳工保护法例；
　　增加低价公共医疗；
　　引进公共援助计划；
　　制订男女平等的离婚法；
　　成立环保、城市规划的部门；
　　成立消费者保护机构；
　　设劳工署调解劳资纠纷；
　　设立大面积的法定郊野公园；
　　发展卫星新城如荃湾、葵涌、屯门、沙田；
　　１９７１年开通海底隧道连起港岛和九龙；
　　圈地全力建地铁并在１９７９年启用；
　　成立贸易发展局和生产力促进中心；
　　吸纳社会精英进入咨询委员会，所谓行政吸纳政治；
　　设立分区的民政署以加强官民沟通，了解民意；
　　高级公务员开始本地化，政务官所谓首长级的官员中， ７７年共３３７人，本地人占３５·２％，共１４２人，８１年增至６１１人，本地人占４５％，共２５８人，包括首长乙级的陈方安生和首长丙级的曾荫权；
　　１９８２年成立区议会，分别代表香港１８个区，议员部分直选；
　　另外，１９７３年开始将部分市政管理和差饷收入下放给一个叫市政局的市议会，市政局财政自主，局内非官位议员一半由政府委任，另一半由具资格投票的市民一人一票直选，后来更发展到超过六成是直选的。
　　以工人法定有薪假期为例，当时商界和亲北京人士都大力反对，另外，反贪受到警务人员集体抗争，把廉政延伸到商界贪污时亦受到部分商界阻挠，抗拒的力量不可谓不大，但殖民地政府却不改初衷。当时很多政策如劳工安全法、解雇补偿、公共援助都受到部分商界反对，以至英国的费边社在１９７６年说世界上没人比香港商人对这些几乎放诸四海的改革更多过度反应。由此可看出殖民地政府面对本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时有着强势的自主性。

港英政府的理念——积极不干预
　　当时主政的是麦理浩，香港任期最长的一任港督，由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２年４月。他不像前任的港督都是殖民地事务部模塑出来的官僚。外交官出身的麦理浩一定知道，在当时的世界，保留着殖民地并不怎么光荣。二战后，全世界去殖民化，英国本土已建立福利社会，工党长年执政，学者和意见团体如费边社都在７０年代发表报告书，要求殖民地政府为香港提供善治，大气候使然，大概后期殖民官也难免感染到老家的主流价值。
　　可是香港的自我完善步伐当时不见得都很超前，有些建设还落后于邻近地区。我在１９７８年底仍在写文章，声援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争取妇女有薪分娩假期，香港的这方面法例的制定在时间上晚于中国大陆、台湾、印度、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地。可以说，殖民地的改革不一定是基于某些普世价值或愿景蓝图，而是渐进、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与时俱进。
　　麦理浩第一份施政报告已强调公屋、教育和社会福利的优先性，可是碰上经济衰退，计划都要延后或修改，幸而随后的经济快速成长增加了麦理浩的底气。
　　当时的财政司是夏鼎基，他就是说“积极不干预”那名句的人，任期大致跟麦理浩一样，由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１年，可以说有麦理浩就有夏鼎基，是分不开的。这样，我们才看得出，后来有人把积极不干预等同放任主义或洛克式极简政府是不对的。若果当年麦理浩用后来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的理解去解读积极不干预，就不会有他主政下进取有为的强政府。
　　不过麦理浩也有所不为，不学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那样制定工业政策，不直接补贴或保护个别产业，对经济活动管得比较有节制，并在财政上量入为出。换句话说，积极不干预只适用在经济范围，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要积极去矫正，却完全不妨碍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公帑转移支付，对垄断性事业如海底隧道实行公有制，主导资产性投资如建公屋，推动该有的现代化基本建设包括提供福利保障、公共医疗和公费教育等等。我们可称当时的政府行为是务实的进步主义。
　　１９６１年香港的人均年收入是５８２美元，１９６９年首破美金１０００元大关，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１年更升了６倍。有趣的是，７０年代经济增长速度高过回归后的十年，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却能维持在０·４３，还是很高，但已较五六十年代为低，更远低于１９９７年至今。这大概部分是由于麦理浩政府的进步主义政策有助缓和贫富差，却没有箝制经济增长。

法治和自由，逐步奠定
　　香港的法治与司法独立机制，开始得比较早，一向是殖民地的特点。上世纪７０年代中以后，法治因为廉政而更有说服力，成为香港被公认的最重要机制，
　　香港没有报刊书籍出版的事前检查这回事，虽然在１９６７年“反英抗暴”期间政府曾查禁过左派报纸，到１９８７年才取消报刊管治法，并在１９７４年禁映过谈文革的国语片，但言论尚算自由。上世纪７０年代确还有压抑公民集体行动的殖民地恶法，比如三个人一起可构成非法集会罪，工会不准把会款作政治用途、不准与外地势力勾结等等，不过人身保障及言论、迁徙、就业、学术、信仰自由远胜于同期的其它华人及东南亚地区。
　　殖民地政府的改革，在麦理浩的前任戴麟趾时期已开始，不过，用力最大、开花结果的是在麦理浩任内。从麦理浩政府所遇到的阻力，我们可以推想到，政府若是自主性旁落，管治成绩也难彰，就算不至于利益输送，也会因为不想冒犯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思作为。
　　殖民地原有的法治和自由，加上上世纪７０年代的善治和现代化基本建设，维系了资本主义香港的高速发展，虽然仍有不绝的弱势群体维权抗争和行业的工业行动，却大致上实现了当年大多数港人的核心愿望，即繁荣安定，在此基础上，许多居民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视香港为家，认同香港。
　　可惜的是到８０年代中，大家在纷纷总结香港“成功”经验的时候，对既有的善治与现代化基本建设视作理所当然，却没有充分认识到７０年代的务实进步主义对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好像香港是自自然然奇迹般的变成善治的世界城市。在当时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思想引导下，本地的商界精英把香港的成功经验庸俗化，遮蔽了麦理浩而单独引用夏鼎基，更常把后者的积极不干预抽离语境，成了保守意识形态的咒语。

５０年不变——８０年代模式不变

新香港从此定型
　　香港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完成转型，麦理浩和撒切尔夫人捧上去北京谈判的，正是这个新香港。
　　跟之前香港频密的转型不一样，这一年代定下的新型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定型，就是今天大家一般所认知的香港：
　　经济——由从事制造业的地方城市进阶为金融及服务业为主的世界城市；
　　社会——由移民、过客社会变为长期定居者的市民社会；
　　文化——由依赖进口文化的边城发展成为生产并输出本土文化产品的特色文化中心；
　　政治——由英国的殖民地走向自治城邦。
　　这一年代的大趋势及一些重要决策，对今日香港有着正面与负面的重大影响，像双刃剑。
　　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大批工厂北移，制造业不再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工业劳动需求急降，香港以国际金融中心自居。８０年代至１９９７年可说是香港人的镀金年代。纸醉金迷下，一时不察觉失去制造业、迷信市场万能、不思扶植新产业、染上经济偏食症的全球城市，正走在劈腿般的贫富两极化轨道，这点到１９９７后清楚呈现。
　　１９８４年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三，限订殖民地政府在９７前每年售地不得超过５０公顷，以前是按市场需求售地，历年都超过５０公顷。人为地硬性减少供地，香港平均楼价由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７年升了１４倍。自此地产为王，骑劫了香港经济，房价高则伤民、伤竞争力，低则伤贷款按揭的中产业主，伤市面繁荣，骑虎难下，港人投机成风，创实业的意愿萎缩。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防，在上世纪５０年收紧，不过，内地人只要能到达香港市区，就可以成为本地居民，称为“抵垒政策”。内地三年灾害后期，大批粤人涌进香港，港人热泪盈眶的拿着干粮往新界北部接济他们，有如自己亲人，当时称他们为难民而不是非法移民。文革和１９６７年香港“反英抗暴”后港人心态有所改变，到７０年代，与经济快速增长配套的是本土文化兴起，加深了身份认同。到１９８０年，抵垒政策被取消，自此大陆人、香港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就分得清清楚楚，港人边界观念牢固化，对内地的心情却更是矛盾，欲迎还拒，输打赢要。

基本法不可轻言修改
　　上世纪８０年代对今日香港影响最大的，是１９８４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和１９８５年开动、９０年初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
　　回想起来，能达成这样的基本法是香港的幸运，显示了当时中央政府想玉成顺利回归的心愿，有了它才有回归后特区高度自治的局面。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年不可能修出比现在这份更理想的基本法了。甚至可以假想，若改到今时今日才去制定基本法，香港特区不见得能拿到比当年更好的条件。所以，港人不要轻言修改基本法。

“５０年不变”并非安抚
　　从结果看，这份基本法是在国家主权和国情底线上，保留了８０年代末香港的几乎所有制度特性——除了下文将谈到的行政首长和第二十三条两大项外。中央政府和起草者当时似都在一起认同一句潜台词：８０年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香港很不错，主权回归后我们把它尽量整个保存吧。
　　所以有邓小平那句名言：五十年不变 －－ 那不变是指８０年代的香港模式。
　　当时，中央政府决定把第一个内地特区选在紧贴香港的深圳，明言是要向香港学习，这个重大的具体政策可以印证当时邓小平对８０年代的香港有深远的寄望，五十年不变不只是安抚港人的权宜之计。
　　邓小平到９０年还说基本法是“创造性的杰作”，说明他对基本法的满意，故此，我们可以说基本法所体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全面想法，这包括对香港民主的保证。
　　基本法的微妙处，是它把香港８０年代已启动的民主进程也动态的涵盖进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间，有人要求尽快实现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也还有人反对普选甚至民主，但基本法对两边的意见都不采用，在最终目标上与不可逆转的方向上完全肯定特首立法会双普选，但是在推行进度上要求循序渐进。

渐进走向普选和民主的大方向

制度化确立大方向
　　香港的民主论述至少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任港督杨慕崎。后来的市政局议员直选，有革新会、公民协会等准政党组织发表政纲派员参选。另外，１９８２年成立的区议会部分议员也是直接普选的。殖民地政府在１９８４年的政改白皮书决定在立法局引进直选，中英联合声明签定后，香港出现了民主热，每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大部分市民要求民主和普选特首及立法局，甚至有多次支持普选的游行，有关民主的论述更到处可见。可能是诉求太猛，卫奕信港督主导的殖民地政府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还发表了后来被证明是故意歪曲民意的政制绿皮书及白皮书，试图让市民的民主诉求降温。
　　基本法随后审慎反映和肯定的，正是这个降温的但却是往前推进的８０年代中后期香港民主化进程。因此才有了后来基本法附件二列明的回归后第一届立法会６０席中有２０席直选、第二届２４席直选，第三届３０席直选，以后渐进至全部普选的条文，虽然部份焦急的民主人士对进度不满，民主和普选的渐进大方向则受到制度化的确立。
　　１９８９年后，港人要求直选的呼声更强，中方同意英方在殖民地民主步伐上作了小调整，即在１９９１年立法局６０议席中，由原本的１０席增至１８席交由公民一人一票分区直选出来。但同时，中方也在基本法里加进了关于国家安全的第二十三条。其它大部分已拟定的基本法条文到９０年初人大拍板时没作大改。

　　基本法在９０年初拍板后就不想在１９９７前再有任何变化，故此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９０年代中试图加大立法局的民主成份，风风雨雨，徒劳无功，到回归后一概不被承认。
渐进普选强化特首的正当性
　　基本法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在如何产生特首的设计。这是香港在回归前没有经验的。殖民地总督是由英皇授命的一个独裁者，哪怕是个揣摩民意、力求善治的开明独裁者，法理上港督不受制于任何香港人。但这个独裁者的时代在香港已永远过去，不再是一个选项。特区行政长官是要在香港人之间产生，然后由中央任命，但如何产生呢？基本法说得很清楚，先是由８００人选举委员会选出，最终循序渐进到全民普选。
　　这是在基本法决定下，回归后香港政制最大的改动。特首并不是香港总督换了个名衔，它的产生办法，与中央、立法会、公务员、特殊利益集团的权责与互动，都需要新的界定和磨合，这确曾引至回归后一些不确定性的局面。反观立法会的直选和功能团体自选在回归前已开始，回归后普选成份按基本法将持续渐进，虽然具体组合的安排因为选项甚多，故也争论不已，但发展的轨迹是８０年代末铺陈的。
　　普选出来的领袖才可能有较高的自主性和正当认受性。故此，普选是在强化行政长官的主导性。
　　另外，要有所作为，还要得到立法会的配合。但是，立法会的权力赋予者跟特首不一样，直选议席也好、功能议席也好，他们各自要照顾他们的选民，特首不是立法会成员的米饭班主，他们没必要听特首的。
　　不过我认为，在未来普选特首后，特区政府的自主性有望进一步增强，不受制于小圈子特殊利益集团，同时可以挟人民大多数的认受以期立法会配合从而改善特首的管治力度。
　　在基本法框架下，普选特首既是惟一的终极选项，也是一个较稳当的领袖更替制度。
　　香港的法治包括司法独立早已稳固，言论自由，是中产阶级壮大的善治市民社会，特首不容易变成独裁者或偏激份子，即使有变，至少任满就可以给拉下来。基本法还预设了一道关卡，不管是小圈子选还是普选，特首位子的竞选者，要得到一个“根据民主、开放的原则”、“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才可以参选。这个机制几乎可以排除过份偏激的人士获得提名。就是说：
　　一、 普选出来的特首，自主性和认受性将高于小圈子选的。
　　二、 普选出来的特首变为超越法治的独裁者或犯法者的机会不大。
　　三、 普选出来的特首是偏激分子的可能性很低。
　　基本法特首制的设计，反映了当年各种顾虑的妥协。不过，以往十年的经验已让我们知道，渐进是有它的好处的，能够减少忧虑带来的过度反应，大家也可以有时间看清问题，考虑得更周详。现在的有漏机制并不是不能运作，而且是可以逐步改进的。

到了结束不确定的契机
　　所以，基本法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全港市民都必须共同诚心诚意而且全部恪守的。现在港人要按本子办事，好好去落实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和保障，循渐进实现特首和立法会全面普选，让香港结束不确定的过渡期而进入正常期，其中关键是结束小圈子选特首这个过渡期安排。
　　同样道理，恪守基本法，香港就要按基本法二十三条而立法。虽然基本法没有说什么时候要订出这条法，但回归已十年，也不可能永远拖下去。立法过程中可以有激烈争论，并且要阻止恶法的通过，但目的是订立一条好法而不是不立法。港人反对的应是恶质的立法，不能是基本法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与普选这两大项目，现在都已到了具体而微的建构时刻，所谓魔鬼就在细节中，是特别需要智慧与策略去成就的。不过，拜基本法之赐，香港终于循序渐进到了超越过渡期、结束不确定性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