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司法变形记：“没有更独立，也没有更不独立”

政治对司法的影响，究竟在台湾有着怎样的流变？这背后又是怎样的角力？

2009年9月11日，前“总统”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很多人把它看作台湾司法的胜利。

毫无疑问，相比较60年前的台湾，这是胜利。从蒋介石，到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还有现在的马英九，台湾的司法在废墟上一步步搭建。从公开审判“美丽岛”案犯，到“司法改革红卫兵”谢启大等推动司法独立，一直到台湾废除刑法第100条，及至民进党人陈水扁当上“总统”，台湾的司法一直蹒跚向前。“台湾司法的自主性与民主化是同步发展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江岷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是，“掌握权力的人永远都想把自己的权力变得更大”。坚持了一辈子司法原则的“钉子”检察官李子春，却只能在花莲18年默默地做着公诉检察官。

政治对司法的影响，究竟在台湾有着怎样的流变？这背后又是怎样的角力？

一审宣判后，陈水扁首次公开露面。 　图/CFP

90％被“官说”

1984年，“钉子”检察官李子春进入蒋经国时代的司法界。一个盗采砂石的案件，让他感觉“政治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那时台湾正大搞建设，砂石是很重要的资产，利润高昂。在李子春任职的云林，砂石生意基本上被黑道、民意代表以及官员把持。逐渐地，李子春也意识到情况很严重。

一个天还没亮的早上，李子春找了两副手铐，直接把涉及盗取砂石的老板带回来审问。不过，“官说”立即就到了，都是有头有脸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打招呼，要求李子春“放一马”。

李子春直接与上级“首长”吵起来。“他们不希望我办，我坚持要办，最后还是办了。”只不过，其中一个案子一审判有罪，二审就判无罪。当时的司法系统是，两三次“官说”你不成功，他就放弃你这个人。“你这边官说不成功，他就官说别的地方，他们相信90％的人可以影响到。”他说。

不听招呼的李子春后来被调到了南投。再后来，他又去台中、桃园、花莲任职，其中大多数是“被调动”。

与李子春有类似境遇的，还有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高新武。当时桃园“雏妓”现象严重，一些原住民小女孩被卖做妓女，但是幕后却涉及警察和高官。一次高新武收到一个“雏妓”的求救信，就动用外地警察连夜把女孩找出来，还把案犯带了回来。不过，等他第二天再来上班时犯人已经被“官说”给放掉了。

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如此多的“官说”本不足为怪。“当时政治干预司法毋庸置疑，铺天盖地。”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江岷钦对本报记者说。

到了蒋经国时代，民主化已经有了萌芽迹象。蒋经国在晚年允许民进党组党，开放党禁报禁，“最典型的就是美丽岛大审判，他允许施明德、黄信介、吕秀莲等，可以公开接受审判，这也让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因为担任辩护律师而名声大噪”。江岷钦认为，在这个事件上，蒋经国摈弃了蒋介石对异议分子处以重刑的态度，“至少在这样一个司法样板上做出了最大让步”。

“上上级事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台湾解严，民主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台湾司法正式迈出独立的第一步。1989年发生的“吴苏案”，即是标志性事件。

当时“司法院”第四厅厅长叫吴天惠，他的夫人苏冈是律师。他们夫妇二人常常合作揽案子。每次苏冈揽案子就跟人家讲：我先生是“司法院”厅长。吴天惠很多时候也打电话跟法官和检察官说：我是“司法院”第四厅的吴厅长，承办这个案子的苏律师是我太太，我想帮她请个假。

刚好当时新竹有一个变更土地性质的案子，当事人涉嫌违法，他的辩护律师就是苏冈。苏冈为了侵吞从当事人骗来70万里的40万，送给那个检察官30万，希望他不上诉，但遭到直接拒绝。苏冈一气之下说：我倒不相信还有不收钱的检察官。“这下把这个检察官惹毛了，他回来就告诉了当时在新竹地检署的老大哥高新武检察官。”谢启大当时正在新竹地方法院任职，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

高检察官听到这个事情很生气，就向检察长说，“我要办他们”。检察长很害怕，但是还没等案件被移转其他听话的检察官手上，“高新武就去台北抓人了”，那天正好是1月11日“司法节”。被带回来的吴天惠夫妇当然不承认犯罪，但笔录一做就立案了。

谢启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那时台湾的司法被控制的情况不算严重，但是老百姓觉得台湾司法“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这次没想到，在新竹的几个检察官主动把司法界的贪官抓了，所以在台湾引起很大轰动”。“吴苏案”第一次说明检察官是可以“凭良心办案的”。

但在办完这个案子之后，高新武很清楚，他在检察系统已经不可能有独立办案的空间了，但他已经把司法改革的种子撒下，便没有遗憾地辞职了。辞职前他对谢启大说，“现在就要培养司法人员敢于对政治说不，否则将来谁上台就听谁的，司法岂不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了吗？”

下一个敢于对政治说不的就是李子春。初掌政权的李登辉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台湾各地兴起建高尔夫球场热潮。在桃园建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就出现了违法的事。在那个案子中，李子春发现“法务部长”肖天赞涉及“官说”，就帮助侦办案件的检察官把这件事调查清楚，令肖天赞被迫辞职。

在江岷钦看来，“李登辉主政时期的司法比蒋经国更进一步，他废除了刑法第100条，台湾从此也不再有政治犯”。

不过，谢启大觉得那时李登辉是逐渐想干预司法的。当李登辉政权稳固后，就有了“上上级风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中有一个财团大佬杨天生的儿子杨文欣想选省议会副主席，李登辉以党主席的名义劝退了他。但是杨文欣临时变卦，最后还是选上了。此事让李登辉很生气，他通过司法部门的上层告诉检察长找理由收押杨天生。这个检察长如实转告检察官，“上上级打电话了，你看着办吧”。

这个检察官，就是现在正在侦办陈水扁的特侦组检察官吴文忠，当年他跟随谢启大和高新武做实习法官。“吴文忠把这个事情公布于媒体表示拒绝，并说到底要不要收押是我们检察官视案情的需要，不是上级告诉我们这个案子不准结。”谢启大对本报记者说，这个案子说明司法界的新生代已经成长，他们敢于对政治说“不”。

正是涌现出的一批批敢于“凭良心办案”的检察官，让台湾司法正式走入独立进程，即便这进程充满挑战。

以轻明重

司法独立遭遇的最大挑战，即是台湾行政权力掌管者对本身权力的极尽维护。

在“第一高尔夫球场案”中，因为要求检察长出庭作证来对抗“法务部长”，李子春主动要求调到花莲地检署。“我去花莲之后再也没离开，因为很简单，再也没人敢要我。”李子春说。

在花莲李子春退休。这期间，“被安排”当公诉检察官的李子春无法办案。直到2003年，李子春因传唤“总统”陈水扁再次走入公众视野。

那年花莲县长补选，民进党候选人游盈隆对花莲地区的原住民酋长承诺“特别津贴”，因为酋长对自己部落选民的投票意向影响巨大，所以就产生了通过政策“贿选”的嫌疑。

李子春后来查了很多学术上的资料，发觉这个做法叫做“政策买票”。李子春觉得很奇怪，“候选人用自己口袋里的钱是贿选，从国家口袋里拿钱为什么不算呢？”当时他就决定将陈水扁传来作证，此事一下子成为媒体追逐热点。

“这叫以轻明重。”李子春认为，“小警察贪污要关，总统贪污当然要关。”“不过，事实上，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所有人都觉得我的起诉是合法的。”李子春说。

相对独立

“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民主化运动相对成熟，尤以2006年百万红衫军上街头游行为标志。”台湾时事评论员江岷钦觉得，这说明台湾走入了一个民主相对成熟的阶段。

但是，与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相伴的，未必是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官个人的政治倾向、重要司法职位的人事安排，都似乎仍在左右台湾的司法。

国民党在台湾经营五十多年，大部分的行政系统都是国民党的人，所以陈水扁任内大批换人，希望营造自己的私人势力，以逐渐控制司法。马英九上台一年多，他对司法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干涉。“但他也有问题，他应该把陈水扁时代对司法系统有计划、有问题的人事布局纠正过来，例如检察总长和调查局的相关人员。”谢启大认为。

此外，陈水扁弊案中上演的各种剧情，更让人无法分辨台湾司法的真实面目。先有“亲绿”检察官陈瑞仁起诉吴淑珍，又有偏绿的检察官周占春无保释放被羁押的陈水扁。

谢启大后来听说陈瑞仁查办吴淑珍的内情。办案时，陈瑞仁越查觉得越有问题，但是他不吭气，只管搜集证据。“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跟陈水扁说起此事，陈水扁说“没问题，让他查。他是亲我们的人，绝对没事”。后来马永成再次提醒陈水扁说，“不对哦，我看他越查越不对，最好小心一点”。等陈水扁反应过来的时候，陈瑞仁检察官已经起诉了。但是，因为此事好几个“司法首长”被调整，陈瑞仁检察官也因此离开了侦查的工作。

谢启大认为，“检察官的政治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面对人民的利益方面是不分的。”

做了17年法制新闻的台湾《中国时报》社会组主任王健圣觉得，法官都是一个平凡的“国民”，他们个人的认知有蓝绿之分，在某些方面会影响对被审判者的观感，这会出现量刑的差别。“这不是政治干预司法，这是他们每个人对政治的认知干预到了司法。”

“即便他们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现在没人告诉他怎么判。”台湾《中国时报》执行副总编张景为说，早年的司法官常常顶着上层的压力，他们自己的法律见解和价值判断是被压抑的。“如今社会的开放和民主的自由，让司法官更能伸张自己的意志，不受外界的压力。”

“台湾无论哪个政治人物涉案，都认为受到政治迫害。陈水扁案子中也是一样，民进党虽然承认陈水扁涉案，但是一再怀疑司法的程序和正义。”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认为，从陈水扁案总体上看显示了台湾司法的公正与独立，但这也是相对的。“比如对陈水扁夫妇判的是重刑，但对其子女判决显然偏轻。”“司法独立在民主社会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王建民说。

“从大的层面说台湾司法是更独立了，从人性角度讲是更不独立了。”李子春说，把所有因素加起来，它没有更独立，也没有更不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