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殷海光

历史造就人物，人物也努力塑造着历史。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变局，既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戏剧性延续，也是中国三千年常有之离合的再一次复制。在这场大变局中，一些大陆读书人身不由己来到了偏安一隅的台湾，他们力图借助于不同既往历史的时空环境，将偏安之隅率先带出历史的轮回，殷海光堪称其中之健者。

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字中，殷海光说过一段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海光文选自叙》）这一段夫子自道，简捷地勾勒出了殷海光思想的轮廓。

批评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

到台湾前夕，殷海光开始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但直到入台之初的一两年里，对于国家的前途，他仍然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寻找答案，只是思考的重点，已经有所不同：内战前期，他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思考问题；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他特别注意到民生主义的意义；等他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在即，他开始着力于发挥民权主义、团结自由知识分子来挽救局面。可以说，赴台之初的殷海光，是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批评国民党。

国民党来到台湾时，一度岌岌可危，表示过民主改革的姿态，但朝鲜战争爆发牵动的世界局势变化，挽救了这个小朝廷的命运。得到美国无条件的保护后，国民党重新走向威权。殷海光感觉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框框之内的民权呼吁十分乏力。他开始大量接引海耶克等人反极权的思想，自我反省，过渡到以人权为支点的“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路。他认识到：舍弃人权而讲民族主义，结果就是专制独裁；舍弃人权而讲民权，至多只能徒具形式；舍弃人权而讲民生，一定成为新奴工制度。在他看来，即使三民主义，也只有在自由主义条件下才有意义。

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党化教育，殷海光站出来为教师争人格，为学术教育工作者请命，抨击学校里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极力主张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殷海光宣告“我极不赞成国民党藉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藉政治权势来弘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国民党借“反共抗俄”、“反攻大陆”以维持其威权统治，连胡适都说这是事关“政府”统治基础的政治图腾，是不能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