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三里洞》：他们是被骗来的

　　三里洞煤矿位于陕西铜川，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３００多名上海青年来到铜川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干就是一辈子。
　　导演的父亲朱永生就是其中的一员，死后尚欠矿上５００元

　　５月２０日下午，南京大学逸夫馆，一脸络腮胡子的林鑫沉默地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教室里正在放映他的纪录片《三里洞》。
　　入选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ＣＩＦＦ）年度十佳纪录片的《三里洞》已经是第三次公开放映，前两次分别是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宋庄美术馆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在云之南放映时，全场流泪，内部评选排名第一；在宋庄，获得纪录片交流周的金奖。说《三里洞》是今年最火的纪录片并不为过。
　　即使是第三次和观众一起观看自己的影片，林鑫依然无法平静地从头到尾看完，中途好几次离开放映现场，“它和我的生活太密切了。”
　　长达１７２分钟的《三里洞》是一部黑色的片子，因为沉重悲伤的基调，也因为影片的主人公都是长年和黑色的煤炭打交道的煤矿工人。
　　全片采用口述史的方式，由１５个片段组成，记录了矿工们不为人知的命运。
 

黑白比彩色更准确
　　在林鑫原来的构想中，《三里洞》所有的画面都是黑白的，唯有影片最后是蓝色的、宁静的天空。当林鑫做完全片以后，发现自己的主观设想并不切合实际——那个彩色的镜头是多余的：“蓝色并不属于矿工，他们永远在井底，连太阳也见不到。对于这部影片，黑白比彩色更准确，煤矿的煤是黑的，那些从井下上来的矿工一排排站着的时候，他们的脸全部是黑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个人过来，拉起我的手，我才知道这就是我的父亲。”
　　 三里洞煤矿位于陕西铜川，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三百多名上海青年来到铜川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干就是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林鑫的父亲朱永生是这三百多名矿工中的一员。在《三里洞》创作手记中，林鑫写道：“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我怀着对父亲的一份歉疚，寻找着那些活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肖像，并以此作为纪念。”开始拍摄《三里洞》的时候，林鑫的画家和诗人的身份都变得不重要了，惟一重要的是他是矿工的儿子。“矿工的儿子”让他得以顺利地接近幸存的老人们，“矿工的儿子”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使命感，支撑林鑫坚持拍完了这部影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百多名矿工已经所剩无几，林鑫扛着摄像机，一家一家去找。
　　在采访过程中，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及一个人的名字——戚国其。
　　１９５７年的一天，共产党员戚国其正在井下煤仓的水泵房排水，主井提煤机斗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把整个煤仓都砸扁了，戚国其成为第一个因公牺牲的矿工，矿工们印象极其深刻：“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才把他弄出来，那个大罗马表还走着。”
　　矿工在井下水里泡了１６个小时，才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２０多岁的戚国其以惨烈的方式告别人世，给矿工们极大的震动。很多人坐上火车，准备逃回上海，矿上把他们又追了回来。矿工们第二次从咸阳上车，终于逃回上海。但是在上海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连吃饭都成问题，矿工们只得无奈地再回到矿上。
　　很小的时候，林鑫就知道戚国其的名字，他的奶奶经常提及，但是林鑫始终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直到在拍摄《三里洞》的一次采访中，一个老太太无意中告诉林鑫：你家住的房子原来就是戚国其住的，他死了以后，家属回上海，你们才能住上那房子。林鑫目瞪口呆：听过无数次的名字，竟然跟自己有这样的关系，好像一切都早已安排好了。
　　林鑫将戚国其的段落放在了《三里洞》的开头，自己的父亲则放影片的结尾。在影片出现的１５个矿工中，戚国其和林鑫的父亲朱永生的名字上都有醒目的黑框。

烤熟的红苕   
　　铜川是一个没有十字路口、只有丁字路口的城市，一个在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铜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矿难。
　　在林鑫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放学以后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数矿下运上来的棺材。
　　林鑫后来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那是一些生命在千米下的煤层中燃烧 ／ 那时我太小这种深刻的绝望无法感受到 ／ 只是背着书包站在寒风中看着一辆辆汽车装着一排排棺木不知有多少 ／ 同学们相互传递着瓦斯的爆炸 ／ 有人说瓦斯过后的人体像烤熟的红苕……”
　　铜川矿难时有发生，最近的一次是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８日——铜川陈家山特大瓦斯爆炸致使井下１６６名矿工全部遇难。这是４４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最大的安全事故，温家宝总理在事故现场潸然泪下。
　　说到生与死，已经直面太多死亡的矿工们神情平淡冷漠，就像喝水一样：“不知哪个矿，那也是个副绞上下人，下去有四五个人。也麻痹了，登罐了，下去，呜呜……等到他知道了，马上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罐笼嗵一下下去了，有的人腿骨从肚子里出来，有的直接把腿蹲断了，下去那速度多快。”这些矿工们早没有了上海口音。
　　做过５年团支部书记的姚洪昌当时是第三分队分队长：“筒上结的那个冰凌，靠在井筒壁上，那一溜子冰凌，从上到下整个都结着冰呢，所以采取打冰的办法，就是人工打冰……一直到早上８点多，要换班了，正上下人的时候，底下没有打冰的那一层，那个冰，他妈的，掉下去了。几吨呀。一家伙下去把罐笼盖都砸塌了，底下的钢梁都砸弯了，工字钢那多大了，把工字钢都砸弯了，当时就牺牲了一个……忘了姓啥，好像姓王吧。”

历史就这样抹去了
　　“我们都是被骗来的。响应号召嘛，支援大西北，那时说的是调到西北来当国家干部哩，他没有说下煤窑么，要是下煤窑谁肯来？你不报名不行，有人报了名不来了，整天把你弄办公室做思想工作。”王正祥说。
　　众多的矿工还原着那段历史。
　　“刚来时，他们说煤矿工人好得很，又是给你上来洗澡，又是太阳灯，又是那个这个，矿工帽子怎么样，就是他们骗来的，实际就是骗来的。打眼放炮，回收啥都干。”高章顺这样说。
　　在林鑫的镜头里，昔日的劳模们两鬓斑白、行动迟缓，落下一身职业病。老矿工们现在拿着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资，生活拮据，家徒四壁。他们的子女有的子承父业，还在矿井工作，有的已经下岗失业。说起子女生活的状态，老人们不禁忧从中来。陆荣初说到女儿的工龄被买断的时候，不由得发出一声无奈的长叹。
　　在老人们讲述的画面里，林鑫插入了大量在矿区拍摄的空镜头，矿工们当年的艰难经历与现在停产的矿井、凋敝的街道、无人的废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林鑫寻找童年去过的一座煤矿，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有人告诉林鑫，矿井在新盖的水泥厂下面——历史就这样抹去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三里洞》这样结构的口述史在国内的纪录片中并不多见。影片是父辈给林鑫的财富，有着两代人的积累。”ＣＩＦＦ项目执行委员会主任曹恺如是说。
　　“当我无可奈何地跌入我所拍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我的生活。作为一个纪录片制作者，我是卑微的，我没有权力去阉割生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像仆人一样，尽可能忠实地将复杂的暧昧的生活转化为影像。任何居高临下的审视、同情和武断都会使我记录下来的影像显得可疑。”林鑫说。
　　在采访过程中，林鑫只是倾听老人们讲述他们的生活。当老人们沉默的时候，他选择了等待，让摄像机静静地开着，最长一次的等待是十多分钟。“我拍下来的时候，是记忆；我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掉头不说，那是忘却。”
　　林鑫也有不忍揭开老人心头伤疤的时候。一个老人说到自己子女的时候，独独漏了小儿子：这个儿子我忘记了。其实林鑫知道老人闭口不提的这个孩子是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被枪毙了。
　　林鑫把影片的最后一段留给了父亲朱永生。父亲原来想成为音乐家，最后不得不以矿工为生。在父亲的段落前，有林鑫为父亲写的诗，他在配画面的时候，读了三遍，前两遍泣不成声，直到第三遍，努力控制情绪才读完：“凌晨三点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 ／ 我和母亲走在死城的马路当中听得见山上的狼嚎 ／ 父亲的腿上打着石膏 ／ 苍白的脸上浮着微笑／在那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坚毅里 ／ 将心中美好的愿望一点一点全部蒸发了。”
　　林鑫试图在影片中展现真实的父亲形象，却事与愿违。每当林鑫向老人们发问：我父亲受伤是怎么回事？老人们都善意地回避了事实：煤矿塌方了，你父亲被砸倒了。
　　其实林鑫知道真相：父亲是瓦斯检查员，每天要跑几十里路，他遵守规则，从来不趴矿车。有一天实在跑不动，去趴矿车的时候，事故发生了，父亲被压伤。
　　林鑫的父亲去世之后，煤矿来人索要其父欠矿上的５００多元。“父亲不到２０岁就来开矿，把一生献给了矿井，到最后竟然还欠矿上的钱。”说到这里，林鑫数度哽咽。
　　“我拍的片子对我父亲那一辈有什么用呢？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林鑫甚至不敢在当地放映，唯恐打扰老人们仅剩的风烛残年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不愉快。

保留它昔日的美
　　林鑫称自己是银行小职员，林鑫此前办过画展，出过诗集，拍摄ＤＶ还是最近四年的事。
　　２００３年，林鑫去了铜川境内的古耀州瓷发源地——陈炉，他发现千年古镇的风貌正在逐渐消失，当地富有特色的墙被扒掉，重新垒砌的墙上都贴了白色的瓷砖。林鑫找过市委书记沟通，建议不要去“保护”它们，但他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林鑫此时决定拿起ＤＶ：即便它将来面目全非，也有影像保留它昔日的美。
　　林鑫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纪录片《陈炉》。
　　拍《陈炉》的时候，也是林鑫第一次触摸摄像机。“没有学过一天影像，技术上等于零。”拍摄ＤＶ，对于林鑫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应用上有太多的障碍，经常遇到逾越不过的技术难关，没有人可以咨询，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儿子教他用电脑，发现父亲很笨：说一遍，记不住，说几遍，还是记不住。影像文件刻到光盘上，读不出来，最后把刻录速度减慢，才得以解决。《陈炉》在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放映的时候，一直是单声道。如何调整到双声道的问题，足足困扰了林鑫三年。
　　在拍摄《三里洞》的时候，林鑫构想了一个连续镜头，镜头对准一只停在烟囱上的瓢虫，然后沿着烟囱向上摇。摇歪了，再拍，一次次反复拍。“它（瓢虫）为什么一次次飞来，我不知道，也许在冥冥中，神秘的命运知道我很虚弱，很无力，它试图在帮我。”这是仰角拍摄的镜头，林鑫的摄像机又是架在照相机用的三脚架上，无法很平稳，躺在地上不行，端在手里也不行。最后还是没有拍到满意的效果，完成片中，是用两个镜头拼的。
　　对于《三里洞》这样一部影片，显然不能以完美的技术指标去苛求。粗糙的画面，摇晃的镜头，甚至不无幼稚的画面剪接，都让位于令人震撼的内容。
　　林鑫的《陈炉》拍了整整一年，他从一百多名陈炉人的自述中，选取了４８人来向世人展示陈炉人眼中的陈炉。
　　２００５年，林鑫将《陈炉》投稿到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报名的时候，他选了青年论坛：自己虽然年龄超过很多，但因为是第一部影片，所以还是新晋青年。《陈炉》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展映之后，入选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林鑫只是无数个民间ＤＶ影像创作者中的一员。与此前的ＤＶ爱好者不同的是，林鑫拿起ＤＶ的时候，已经是步入中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ＤＶ的创作者有高龄化的趋势，这些人从事其他文艺工作１０年以上，在某一个时刻发现了ＤＶ。
　　除了林鑫，还有赵大勇（《南京路》）、于广义（《木帮》）等人。他们在收入和创作之间找到了一种关系，不太在乎是否挣钱，他们非常沉着、稳固、坚定，拿起ＤＶ就再也放不下来。
　　给《三里洞》做对白，林鑫做了整整一年，抄了一尺多厚的本子，最后几乎要吐。林鑫说：“我不需要钱，只要买带子，剩下的劳动全是我自己的。”
　　做《三里洞》的时候，头发一把把掉。妻子反对他拍ＤＶ，林鑫回答：这是我自己的孩子，希望它活下来。
　　林鑫的父母都是南方人，一直想让全家都回到南方去——他们都是在去世了以后，才回到了南方。受父母亲影响，林鑫一直想离开铜川，“回到南方，成了一个梦”。林鑫在南方上过学，但是在南方人眼中，他是外乡人；他也没有把铜川当成自己的家，没有归属感造成了双重的无根状态。挥之不去的黑色记忆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我感激这个给我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城市，它使我产生了献给父亲的诗集，产生了《三里洞》。”
　　《三里洞》是林鑫矿工三部曲的第一部，《三里洞》拍摄的是林鑫的父辈；第二部将反映他的同龄人，“老人们说话还是那么绅士，但是他们的下两代从形象到肉体彻底垮掉”；第三部直指矿难，片名就叫《瓦斯》。
　　拍《陈炉》的时候，林鑫在心中祈愿：上帝照顾我的话，下个周末给我一场雪。因为平时要上班，林鑫只能利用周末时间去拍。周六果然天降大雪。但是，摄像机借不出来，林鑫在体育场干干地坐了整整一天，看着积雪慢慢融化。
　　这样的等待还在继续。林鑫未来影片中的一个主人公还在监狱里，两年以后才能刑满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