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周年 “60年·60人·60问”系列专题之六

编者按：建 国60周年，我们该如何梳理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民主原则在党内的应用，怎样看待6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而宗教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发挥什么作用，“左 ”“右”之争又有着怎样的演进过程？在这一期，我们邀请了高放，何光沪，徐友渔，高华，李强五位著名社会人文学者就此进行探讨。

党内民主是民主执政的首要关键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放  戴敦峰 采访整理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也是继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之后，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新觉醒。

传统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领导人，全体党员都要服从党中央，党的主体是中央和组织。现在党的领导人对于党内民主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是总结了长期以来共产党内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所写《共产党宣言》成为了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

第一个共产党党章就规定了民主的原则，具体表现为5点：党的各级领导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是上级委任的；党的权力中心在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 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和代表大会并列为最高党的权力机构；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定期向党代表大 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党内民主实践是完全遵循《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5点民主原则。列宁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否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否有误差。

1924年列宁过世后，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受到很大破坏。斯大林把年会制度越拉越长，把年会改为2年、3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开大会；1934年斯大林修改了党章，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责任改为监督下级地方组织是否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检查委员会制度名存实亡。

苏联共产党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对各国共产党都有广泛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但是在缺少党内民主方面难免也受到苏联模式影 响。除此之外，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不得不强调中央集中领导。建国后又受西方遏制，进行过抗美援朝战争，都影响党内民主发展。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国内外经验对党内民主有了很大改进。1956年初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毛主席 也深感要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八大最重要决定就是修改党章，要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度，毛主席提出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在年会制的基础上增加常任制。选出来 的代表5年之内都是代表。八大还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没有列宁时期那么大权力，不能监督中央委员会。

1956年召开八大第一次会议，按规定1957年要开第二次会议，但“反右”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开会决定，而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到1958年才开了 八大第二次会议，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之后长达11年之久都没有召开八大三次会议，直到 1969年才召开九大。八大的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都没有执行。这就是因为缺乏党内民主建设，没有人监督党中央。九大更不正常，把林彪成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党代表大会改成5年开一次。

论从史出。综观历史，可以看出党内民主在党的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性。

处理宗教事务须回归法治场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光沪  赵一海 采访整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可以以前后两个三十年作为时间节点上的划分。1949年之后，伴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宗教活动难免受冲击。

当时所奉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表面上还在执行。宪法上也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也只是纸面上的保障。

甚至很多地方推行无宗教县，无宗教县成为一个考量政绩的政治指标。而到了“文革”，宗教可谓遭遇灭顶之灾。作为统战对象的爱国宗教团体亦难以存留。

1979年之后宗教开始在中国复苏。中央决策层也顺应趋势，给宗教开禁。1982年胡耀邦同志发出中共中央 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落实宗教政策的一个标志性文件。宗教在此后的30年间，发展速度惊人，这和日趋 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前三十年在各个领域都高度一元化，宗教亦不可避免。甚至违背宗教作为特殊社会现象的自身发展规律。宗教政策向越来越左的方向发展。这个是完全违背执政党所奉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宗教绝非意识形态内部的问题，而是社会根源问题——经济问题造成人们思想的异化。宗教问题只能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解决，而不是直接对宗教采取行动。我认为此种观点也逐渐被决策层认同，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对既往人类文明成果的认识基础上得出的认识。

政府不干预宗教事务，这个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政教分离。

可能后三十年的宗教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人所谓的警惕，但是我认为宗教问题的处理依旧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思想问题不能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列宁说的也很通俗，百姓信仰什么，当官的管不着，警察也管不着。

宗教信仰自由在过去60年里逐渐被认可。宗教信仰是公民的私事，是第三部门的事情。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组织。

政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的核心要义。仍然沿用旧有的思维模式，把宗教问题用单一化的纯政治思维来解读，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宗教还涉及多个方面，包括道德法律文化等。纯政治的观点已无必要。

出路在哪？出路就在于法治理念的坚持。只要不违法就不追究，就有自身发展的自由和空间。政府只充当裁判员的角色。

现阶段，宗教组织在公共事务中的正面作用也彰显。在救灾和扶贫、帮助残疾人和弱势群体方面，宗教力量不可取代。

但是行政管控依然存在。宗教组织其实有与政府对话的意愿，以谋求自身发展的合理空间，但是主动权还是在政府一方。虽然过去的很多限制也在放松而不是收紧，这也是执政者的理念变化的结果，就是尊重宗教发展规律，让宗教事务处理回归法治场域。

无谓左右之争 服从正义常识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徐友渔  赵一海 采访整理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左右之争的争论重点，以前在于是开放还是保守。而眼下的争论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争论升级到了是要真正的改革开放还是借改革旗号谋求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问题。于是这些问题的争论趋于复杂和混沌。

中国的左右之争可能被很多人看作中西之争。我在多个场合说过，在中国完全学习西方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也带来一个新问题，缺少参照的话，内生出一个自 有的发展路径也是很困难的。从学理上来说，我们现在追求的价值已经绝非鸦片战争之后纯粹学习西方的那套。而是说我们已经通过签署一系列联合国文件公约来做 出对人类公认的文明准则的认可。如果还依循旧有思维，简单地认为那是西方的东西，显然不恰当。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知识界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已经从单纯地学 习西方，或者比较中西文化优劣，转向到对一些公认的文明准则，是顽固抗拒还是顺应认可。我们已经做出庄严承诺，不该口是心非，应该逐渐落实。我想这么提更 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

去年开始出现膨胀的民族主义狂热，包括冲击家乐福事件。这与很多人的既有判断相左——他们认为部分青少年对国家政治极为冷漠。其实对政治的冷漠可以 做些解读。我们的国家远没有到生活安稳富足到可以不关心政治的地步。但是因为现实参与的话语空间太狭窄——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家发展和个人命运是休戚相关 的。暂时性地没有表达空间，自然表现得很冷漠。但是有时候一个空间突然打开之后，可能就会有爆发式地发作。这可能就是偏激的民族主义在里面作祟。我们可以 仔细观察整个民族主义情绪自发端到高潮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寻求一种表达，寻求被关注，但是结果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社会尚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高风险依然存在。局部的官民冲突难以避免，利益之争也引发了部分地方民粹意识的抬头。而官民之间可能依旧延续着以 中国暴力崇拜的传统，谁也不能被说服——最近知识界有人谈及民粹主义是将来最大的危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担忧言过其实。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可能就像 充满高压的容器，我们警惕民粹的抬头是对的，但是要说在短期内民粹主义引发极大危险是不可能有的。知识界的忧虑有些过头了。高压态势之下，民粹主义的抬头 不可能引发太大变化。而这一点上，我认为政府也在表现出一些变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百姓诉求。很多地方政府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没有进一步制造尖锐对立， 而是顺应民意作出让步，这是过往不可想见的。再例如今年备受瞩目的邓玉娇案，当地政府就做出了顺应民意之举，而其中的左右力量的介入也值得咂摸。像很多学 者在对邓玉娇案的讨论中，谈到左右罕见地达成共识。我觉得不应该如此表述。左右争论仅仅与学者的学理立场有关。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管左右的那套知识分 子理论的。我们应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抛开左右，来谈论一般人的正义感。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和对日常生活的常识认知，会促成我们形成基本判断。邓玉 娇案绝不代表左右达成共识。而是正义的呼声和理性的力量占据上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以左右立场的消解来推动一件事情。我一直强调基本常识和基本道德感的作 用。我们必须服膺于内心常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左右两派在某些维权事件上找到一种共识。邓玉娇案没有说明这一点，因为大家在参与的时候没有带着强烈的左右意识。有些人 本来有些观点和西方新左派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他们在很多涉及到民众维权的公共事件中，很多作为是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激赏的。我觉得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新左派 中出现一个新的群体——就是能够真心诚意地坚持左派立场，并在公共事务中作出贡献。 我对这些真诚的新左派表示赞佩。这也说明我们是能够抛却所谓的左右之争，回归到基本的良知判断和责任感的。其实很多事情的是非曲折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该怎 么走就该怎么做。一般人的道德自觉能够帮自己做出选择。这个不能说什么共识达成，应该是每个人内心的真诚表现出来的结果。

每个人身在其中的历史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华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现今的中国,党史和民国史是普及性最广的两门学科,党史，更是如此，一般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党史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

可是60年前并不是这样,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因为历史和国民党反共宣传等原因，对中共普遍不了解，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就集中在“朱毛”，再加上一个周恩 来，而对于刘少奇、任弼时等名字，则一片茫然。因而南下的解放军，都是在“解放区的天”的歌声中，以朱、毛巨幅画像为前导开进城镇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人民进行有关党的历史的教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 年》成为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向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历史知识教育的简明教材，细节则由电影、戏剧、歌曲、歌舞、美术和中小学语文课本等来提供。在这以后， 万里长征、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铁道游击队、刘胡兰、董存瑞、少剑波和杨子荣等，进入了千家万户。

1950-60年代初，有两套大型革命回忆录影响巨大：《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那个年代的党史作品，很少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多讲艰苦、 奋斗、团结和牺牲，自有其感人的力量。和它们的主题类似的还有陶承的《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9年，夏衍将《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 《革命家庭》，成为反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经典作品。

1960年代初中期，在对形势判断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党内高层出现分歧，党史作品转而突出领袖和“两条路线斗争”，到了“文革”，走向顶点，所谓“ 揭老底”、“剥画皮”，充满大量谎言和歪曲，及至全民普及“两条路线斗争史”，人人都要口诛笔伐，最终使得这类作品失去了任何科学性，成为任人打扮的婢 女。

出现重大转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带动党史恢复真相，“实事求是”的口号,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从而有了 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的起步。1981年的《历史决议》仍然由胡乔木主笔，它的意义主要在政治方面，也对1980年代后的党史研究起了推动和导引作用。

李新、胡华、廖盖隆、龚育之，当然还有胡绳，他们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党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门学科有其特殊性，它不 同于古代史，也不同于外国史，它有着政治教育的属性，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两者的分寸如何拿捏，确是一难题。建国初，面对刚进入新社会的原国统区的广 大人民，只须进行一些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线条性的解释就可以了，但是在最近三十年，提高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则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受过较好教育、接触了 开放信息的几代人已成长起来了。

近十多年来，有关党史或与党史相关的学科的研究都有进展，出版了一些档案集、文件集、资料集，还有几本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也使用了较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外交部和 一些地方的档案馆已开放了一部分档案供研究者使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关二十世纪的革命、内战、建国后的历史，都有研究论著问世，其中有一些是高质 量的，得到学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除此而外，大量个人回忆录的出版，提供了个性化的历史场景，纠正了以往的单线条的教科书化的历史认识观。

1950-70年代，在台湾讲中国近代史，一般只讲到北伐成功，最多讲到抗战胜利，以后就不讲了，因为国民党最后兵败大陆，退守台岛，老师们不知如 何讲。而中共是胜利者，大陆六十年的进步，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人们的自信心自然随之提高。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党史或民国史研究的学术性 将会增加或扩大。现在的人们，和过往历史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利益和情感纠葛，而新一代的态度会更超越、更开放、更平和、更从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也将会 吸引更多的中外学人对之进行研究，党史也不再是狭义上的政策演变史或上层史，而更多和国史融汇在一起，人们将会以新的眼光关注共和国的人民史、生活史、社 会史……

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强  戴敦峰 采访整理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其实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的变化。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发生四次大的变迁，我把它称作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中国首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打碎得比较彻底，农村被打碎，所有地 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国的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中国很幸运，当年打碎结构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资产阶 级被打碎。1978年开始恢复结构，邓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还活着，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所以这30年恢复结构能够成 功。

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改革最初的时候，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 会待遇。有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工人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并不创造财富。1984年《中国青年》发了一个问卷，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 一个是收入地位。问卷回收了7万份，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但声望最低；研究生声望最高，虽然研究生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这说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 的局面，到今天社会结构应该说基本上恢复了常态。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时候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市场的配置，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想用政府行政方式来配置，这也有合理性。但当时的分配更多强调身份的配置，身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

其次是政府继续有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在中国，政府政策居然可以创造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就是政府当年的政策文件决定的。

第三是政府配置资源，大体上是通过公共政策配置，而私人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会更多。

第四个配置是单位配置。

第五个是关系的作用。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很复杂，有强关系、弱关系、潜在关系等等。我曾经提出两个假设，关系究竟是聚财了还是疏财了？很奇怪，两个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样，关系对资源的确起到了配置作用。

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推进市场工业化、城市化，全世界的实践经验都证明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比 较激化的时期，必须采取缓冲机制。我曾经提过5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道办；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 统的政治身份群体；四是保障机制；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 钱的人给没钱的人，家庭就把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这是共和国在过去60年里完成的四种实验，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