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杨键：母 亲
我们的桃花源乃是一条污染日渐严重的大河，这大河边有一茅棚，茅棚里住着一位病母亲，她的疾病就是我们的桃花源。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病母亲端坐在床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油菜花开了，她的笑容就是我们的桃花源。
我思故我在
钱穆说清诗中他最喜欢贵州遵义人郑子尹，他说郑子尹一生都住在家乡，并未做过官。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个孝子，在母亲坟上筑了一个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佶屈聱牙，但在郑子尹诗中，却能流露出极真挚的性情来，尤其是到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母亲。郑子尹的生活，够不上丰富，可是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是春天来了，梅花桃花都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开始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讲到整个一家，讲到其他。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有光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写得深厚、有情味。
郑子尹是在三年守孝期间在母亲的坟边筑屋的，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并回忆母亲的生平言行，摹拟其口吻，逐一录载，得六十八条，题名《母教录》，其中有一条写道：
母曰：“乞儿在门，多少与之去。其声我不忍久听也，每见人家残羹剩饭，终日不知践踏多少。此辈来，却张威作势，小则笃之，大则鞭之，陵弱暴寡，本事止如此，甚念取也。”
昔日郑子尹每次外出，母亲总会含泪送行，站在宅前溪畔的大桂树下，望着儿子涉水远去，随后在桂树上划指印计儿行之日。我们现在在城里也很难有什么大桂树，更无什么隔溪相望相送了。郑子尹在《母教录》序中说，“珍母黎孺人实具壶德，自幼否老，艰险备尝，磨砺既深，事理斯洞。珍无我母，将无以至今日。”郑子尹要是活到今日是不可能有守墓三年的机会的，母亲十来分钟就在火里变成了灰烬，他不可能有机会活生生地体会母亲在泥土里消失的过程，在火里消失的母亲和在泥土里消失的母亲毕竟不同。
由郑子尹一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是贴着真实的人生发展的，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看见一个真实的屈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真实的杜甫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像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那样的词来了，或是杜甫在老朋友家里吃上一顿韭菜就可以写出那种卫八处士那样的诗呢？原因在于我们不再贴着现实走，不再去坚持认识自我了，而中国古代，即使是到了像郑子尹的那个年代，诗还是可以帮助人们抒发、关照、涵养自我，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诗确实可以走在一条真实可触的做人路上来。我们跟着西方走，已经完全不知道真实的人事，或者真实的人格的价值了。我读西方诗歌，总觉得诗下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格存在，总觉得那不过是文学，而中国的文学里总有一个真实的人，或感人的人格在那里作担保，而我们读西方哲学就更难感到有一个人格存在那里了。我读庄子，读孔孟，无处不感到文字下面涌动的人格力量，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学可以作为真实的历史来读呢？也许道理就在这里。古代诗人作诗是在做人，并试图做一个完人，我们读杜工部，读陆放翁，实在可以感到他们人格的伟大递进，而要想圆满做到如杜工部、陆放翁这样每饭不忘君亲的境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大约就是中国太多诗人到一特定年龄诗即做不下去的原因。
郑子尹守在母亲的坟边，日复一日，这坟也就成了郑子尹的桃花源。如今，我们的桃花源乃是一条污染日渐严重的大河，这大河边有一茅棚，茅棚里住着一位病母亲，她的疾病就是我们的桃花源。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病母亲端坐在床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油菜花开了，她的笑容就是我们的桃花源。
杜工部一生在外部世界虽没有见到桃花源，但他心里若没有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是不可能完整地记录下那个乱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记录下那个乱世的即是杜工部心里的桃花源。
西方文学大部分希望全体人叫好，而中国文人只望有一两位知音足矣。郑子尹在母亲的坟边读书并写诗，他的读者大概只是在泥土里日渐消融的母亲，是他种下的竹子、梅花之类。
１８６２年，石达开的太平军围攻遵义城，与太平军属同一性质的号军，焚毁了郑子尹的望山堂（即郑子尹在母亲坟边所筑之屋），平生所藏的大部分书籍被销毁。为了不让纸灰沾染污秽，郑子尹用几天工夫小心翼翼将这些灰烬封藏起来，挖坑埋掉。两年后，郑子尹去世，他的墓离他母亲的墓仅两三丈远。
钱穆说清诗中他最喜欢贵州遵义人郑子尹，他说郑子尹一生都住在家乡，并未做过官。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个孝子，在母亲坟上筑了一个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佶屈聱牙，但在郑子尹诗中，却能流露出极真挚的性情来，尤其是到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母亲。郑子尹的生活，够不上丰富，可是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是春天来了，梅花桃花都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开始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讲到整个一家，讲到其他。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有光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写得深厚、有情味。
郑子尹是在三年守孝期间在母亲的坟边筑屋的，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并回忆母亲的生平言行，摹拟其口吻，逐一录载，得六十八条，题名《母教录》，其中有一条写道：
母曰：“乞儿在门，多少与之去。其声我不忍久听也，每见人家残羹剩饭，终日不知践踏多少。此辈来，却张威作势，小则笃之，大则鞭之，陵弱暴寡，本事止如此，甚念取也。”
昔日郑子尹每次外出，母亲总会含泪送行，站在宅前溪畔的大桂树下，望着儿子涉水远去，随后在桂树上划指印计儿行之日。我们现在在城里也很难有什么大桂树，更无什么隔溪相望相送了。郑子尹在《母教录》序中说，“珍母黎孺人实具壶德，自幼否老，艰险备尝，磨砺既深，事理斯洞。珍无我母，将无以至今日。”郑子尹要是活到今日是不可能有守墓三年的机会的，母亲十来分钟就在火里变成了灰烬，他不可能有机会活生生地体会母亲在泥土里消失的过程，在火里消失的母亲和在泥土里消失的母亲毕竟不同。
由郑子尹一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是贴着真实的人生发展的，所以我们到今天还能看见一个真实的屈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一个真实的杜甫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写不出像苏东坡写给他弟弟子由那样的词来了，或是杜甫在老朋友家里吃上一顿韭菜就可以写出那种卫八处士那样的诗呢？原因在于我们不再贴着现实走，不再去坚持认识自我了，而中国古代，即使是到了像郑子尹的那个年代，诗还是可以帮助人们抒发、关照、涵养自我，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诗确实可以走在一条真实可触的做人路上来。我们跟着西方走，已经完全不知道真实的人事，或者真实的人格的价值了。我读西方诗歌，总觉得诗下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人格存在，总觉得那不过是文学，而中国的文学里总有一个真实的人，或感人的人格在那里作担保，而我们读西方哲学就更难感到有一个人格存在那里了。我读庄子，读孔孟，无处不感到文字下面涌动的人格力量，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学可以作为真实的历史来读呢？也许道理就在这里。古代诗人作诗是在做人，并试图做一个完人，我们读杜工部，读陆放翁，实在可以感到他们人格的伟大递进，而要想圆满做到如杜工部、陆放翁这样每饭不忘君亲的境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大约就是中国太多诗人到一特定年龄诗即做不下去的原因。
郑子尹守在母亲的坟边，日复一日，这坟也就成了郑子尹的桃花源。如今，我们的桃花源乃是一条污染日渐严重的大河，这大河边有一茅棚，茅棚里住着一位病母亲，她的疾病就是我们的桃花源。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病母亲端坐在床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油菜花开了，她的笑容就是我们的桃花源。
杜工部一生在外部世界虽没有见到桃花源，但他心里若没有一个真实的桃花源，是不可能完整地记录下那个乱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记录下那个乱世的即是杜工部心里的桃花源。
西方文学大部分希望全体人叫好，而中国文人只望有一两位知音足矣。郑子尹在母亲的坟边读书并写诗，他的读者大概只是在泥土里日渐消融的母亲，是他种下的竹子、梅花之类。
１８６２年，石达开的太平军围攻遵义城，与太平军属同一性质的号军，焚毁了郑子尹的望山堂（即郑子尹在母亲坟边所筑之屋），平生所藏的大部分书籍被销毁。为了不让纸灰沾染污秽，郑子尹用几天工夫小心翼翼将这些灰烬封藏起来，挖坑埋掉。两年后，郑子尹去世，他的墓离他母亲的墓仅两三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