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朋友】大国崛起时代 那些爱上中国的老外

●老外马普安和好友李爱德干了一件“疯狂的事”，用384天的时间重走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路，“你要是只看长城，兵马俑，你是看不到中国的真实面貌的”。

●在“长征”途中，马普安感到似乎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另一个是农民的中国。他在城里和农村都有很多朋友，但从不把他们叫在一起，这样“双方都很不舒服”。他也知道原因，这是“户口限制造成的”。

●老外克里丝告诉南方周末，有些外国人非常喜欢批评中国，实际上把中国今天的生活与20年前比，可以发现有很大改变。如何形容这个改变，克里丝用了一个词，“自由”。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克里丝的眼里，美国正兴起中国热，“如果一个白种男人交了一个华裔女朋友，他会以说汉语自豪”。

美国人库恩撰写的《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这两本在华语和英语世界出版的书，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热”的热度。这个65岁的美国老头儿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份、40多个城市，上百名中国部级官员，目的是要告诉西方人不了解的中国。书中对中国特色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也有精彩的诠释。“你要了解中国，就必须在中国住一辈子。”39岁的美国人克里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番话时，认真地眨着他蓝绿色的大眼睛。

“像中了病毒一样爱上中国”

据媒体粗略估计，大约有十几万外国人生活在北京。国家外国专家局新闻发言人刘永志在媒体上总结外国人来华的趋势变化：以前是退休的多，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越来越多；以前是一般性人才多，现在是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现在长期工作的越来越多。

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美丽却异常难学的汉语、崛起中的大国、越来越多的赚钱机会，对“老外”来说，来中国这些理由就够了。而在中国呆上一阵子后，他们找到了更特别的理由留在中国。

法国小伙子霍曼已经在中国住了6年，当初他怀着对中国书法的热爱，直奔北京语言学院，很快就在中国扎下了根。霍曼在一家翻译公司工作，业余时间他开了一个法式甜点班，没想到吸引了很多中国人报名。每周有两次，他都会和中国女友一起，给学生们上课。“甜点是我姥姥的祖传秘方。”在霍曼上课的咖啡厅，他骄傲地拿出他最拿手的巧克力蛋糕请南方周末记者品尝。

下一步，霍曼还想开一家法国甜品学校，他相信生意一定会很好，因为“中国人很热爱法国文化，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又提供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对阿根廷人Laura来说，学习汉语非常困难，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但她还是愿意交中国朋友。她和丈夫将很多时间花在旅游上，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而在阿根廷，她只去过两个地方，“因为中国有太多令人惊奇的地方”。

作为一个15年探戈的舞者，Laura在北京开了中国唯一的一家探戈吧，名字叫“台风Taifengo”。探戈吧吸引了很多喜爱探戈的人，她的梦想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包括中国人来学习探戈。

“在中国能体验到出乎意料的生活。”《环球时报》英文版深度部编辑兼自由作家马普安说，这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于1997年邓小平去世10天后来到北京，之后就像“中了病毒一样”，爱上了中国。马普安在西方媒体的工作并不令他开心，“很单调，一成不变，而中国就不一样。比如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没法洗澡了，这在英国或者美国是不可能的。”这个43岁的英国人耸耸肩，开了个玩笑。

克里丝则颇为严肃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来中国是因为“了解中国是他的人生目标”。他妈妈的爷爷是美国一位将军，曾经受清政府的邀请来做官，“现在我家还有证书”。也许，正是这样的缘分注定了他的中国行。

克里丝在中国住了7年，每年都会外出旅游。他算了一下，这些年花在旅游的时间有一年左右。刚开始去最著名的旅游区，到后来他就专往偏僻的农村跑，全中国的各个省份都跑到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青海一个藏族聚居地，几个中国孩子对他说，“你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白种人”。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杰罗姆·桑斯是一位法国艺术家，他来中国的原因是：“中国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中国。”这位49岁的法国人，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二十年前，他结识了一批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他们的作品很震惊，决心把中国当代艺术介绍给全世界。他认为，向世界介绍现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是他的使命。向中国传播西方艺术，向西方传播中国艺术，他就像一个“大使”一样。

为了解中国而重走长征路的老外

在“长征”途中，马普安感到似乎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一个是农民的中国。

从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总有不同的意味。美国人库恩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认为中国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围里都是最优秀的，“并不是西方媒体描述的威权主义者，人们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同时，也有西方人士不认同这一观点。

对此，环球时报英文版深度部编辑马普安的看法是，评价中国“不能简单地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刚到中国时，马普安在一家中国的英文报纸担任编辑。“我做的标题很漂亮，但经常通不过，因为太敏感。”他还记得，与他合作的记者写了一篇“敏感”稿件，被领导批评哭了。“我很生气，跟领导吵了一架。”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报纸的管理特点。

慢慢地，马普安学会了如何判断一起新闻事件是否敏感，能把握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可以报道。作为深度部的编辑，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去争取报道空间，尽量和领导协商，“感觉就像拉锯一样，很有意思”。每次“拉锯”成功，他和“同志们”更为团结了。

谈到他的工作，他很喜欢用“敏感”和“同志们”两个中文词语。“‘同志们’这样的词连中国人都很少用了。”南方周末记者笑着提醒。“是吗？”他笑着说不知道，但他觉得用“同志”这个更能表现他和同事之间的“战斗友谊”。

在他看来，这些年的中国媒体环境的进步也是明显的。以前他在其他报纸工作时，记者们不采访，只翻译国内的报纸，现在“同志们”都能出差调查采访，很多事件都可以报道。而且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三步退两步”，像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就是进步，“当我生气时，就会想那三步”。

2002年对他来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他和好友李爱德干了一件“疯狂的事”，用384天的时间重走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路，并且出版了英文书《长征》，“你要是只看长城，兵马俑，你是看不到中国的真实面貌的”。

在“长征”途中，马普安感到似乎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城里人的中国，商业发达，很繁华，生活方便，和其他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另一个是农民的中国，很穷，文化落后。他在城里和农村都有很多朋友，但他从不把他们叫在一起交流，这样“双方都很不舒服”。他也知道原因，这是“户口限制造成的”。

然而中国的事很复杂，一个“穷”字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真实状况。途经贵州遵义时，他遇到一个73岁的老农方良元，背着背篓，他们在田埂上聊天。“他们家没有电，没有收音机。但他说生活比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好多了。”谈起那段经历，马普安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直到老农民告诉他以前他们没饭吃，有鸦片，现在有饭吃，有衣服穿。他才从老农民的脸上，看到这个人确实是幸福的。之后他意识到，看中国和中国人，不能看数据，还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内心。

他“长征”时，经常会遇到不会说普通话的农民，但是他们的孩子会说，这些孩子就成为翻译，“这是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结果，要是在10年前，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自由的增加

但令克里丝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人迅速地接纳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如果你的价值只体现在拥有多少路易·威登，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克里丝追问。

克里丝和马普安有同样的感觉。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人非常喜欢批评中国，实际上把中国今天的生活与20年前比，可以发现有很大改变。如何形容这个改变，克里丝用了一个词“自由”。

他随口就举出了好几个例子，比如他的女朋友是北京人，暑假他们一起去菲律宾和美国旅游，签证很顺利，“要是在20年前，就会碰钉子”。第二，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像北大、清华、人大，有很多他这样的老外教书，居然还可以教“政治”。第三，很多中国人拥有汽车。在美国，汽车就是自由的标志。第四，买东西不再需要肉票、粮票，到家乐福、超市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第五，他教的学生不仅是衣着，连生活方式也和美国人没两样。

克里丝介绍说，暑假期间，美国有一些华裔老师带着学生来北京访问，“他们是很多年前出国的，还以为中国是过去的样子，很害怕说话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早变了”。

克里丝说到这里，用了一句英语成语形容中国：“不要看他说的，要看他做的。”他拿出一组数据：1975年联合国评定的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才0.53，2007年中国已经达到了0.78，北京和上海分别是0.89和0.90，“这就证明中国的发展是成功的，必须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

但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人迅速地接受了美国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打开窗户，会有苍蝇飞进来’，美国的消费主义传进来对中国带来的不好的影响。”他注意到，有些中国人以拥有的物质财富多少来衡量你的地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中国人身上还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一是非常西化。有些中国朋友跟本国人打招呼都要称呼对方的英文名。其实在美国，如果一个白种男人交了一个华人女朋友，他会以说汉语自豪。“我走进电梯，就不希望看到刀叉的广告，希望看到筷子的广告。”

还有一些中国人有“五千年文明的优越感”，对批评他们的人回答说“你不了解中国。”克里丝读了很多中国的历史书，遇到这种情况他通常会拿出杀手锏：你说一下明朝有哪些皇帝？通常对方连两三个都说不出来，于是就骄傲不起来了。

“我看到她是在和平崛起”

1997年马普安来北京时，全北京只有一家咖啡厅，而现在到处都是咖啡厅，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你要是2002年之前来北京，朋友们会觉得你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2002年之后外国人都觉得北京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城市，而且说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虽然，对大部分老外来说，汉语都是最难学的，但是很多人对汉语都保持浓厚的兴趣。在采访克里丝时，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本《中级汉语口语》，原来他觉得自己口语不好，正在加紧学习。本来他还想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念“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博士，但是“但因为不会用汉语写论文，看来只好回美国念了”。

法国小伙子霍曼有很多中国朋友，“我要是来中国3年了还不会说中文，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

阿根廷人Laura告诉南方周末，在阿根廷，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在我们国家没有人力去做这些工作，（中国的这个强项）是其他国家很难匹敌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杰罗姆·桑斯感到，这些年，中国的艺术对世界的影响在增大。20年前，世界上，很少见到中国艺术家的身影，而现在，“一个艺术展览，如果没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这个展览就会受到质疑”。

在中国，艺术的自由空间在加大。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经常展览当代艺术家对文革等时代的反省。“这在以前，是会受到打压的，而现在798成了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区。”（798是北京的一个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位于此处）

“我看到的是，中国这些年敞开大门，新鲜的风吹进来，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在发生。”杰罗姆·桑斯用浓重的法国味英语说。

克里丝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有着天然的兴趣。克里丝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美国和印度将会成为3个影响世界格局的国家。“如果美国相信中国是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就会和中国合作，这对世界和平是有利的。”在克里丝眼里，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想象的那样，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至少现在，我看到她是在和平崛起”。

在他看来，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克里丝刚从印度回来，不由自主会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差别。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人有红眼病”。克里丝笑着说。

中国走了和印度不同的路，有些外国专家和中国专家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文明，他不认同这个观点。但他认为，现在启动民主时机不成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是中国人自己启动，而不是外人。一人一票的民主对中国并不是最迫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和媒体，需要政治透明和给予公民社会发育的空间。”克里丝说。他认为，现在中国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失去机会的人纳入到制度体系里，让他们分享改革的红利。“如果谁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克里丝认为。

“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制度，中国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不需要向美国学习。”克里丝说，“我不希望20年后来中国，以为自己到美国了。不能让中国变成美国特色的中国，而是中国特色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