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艾滋”到“被痊愈”：农民李建平的艾滋乌龙史

谈起四年的“被艾滋”经历，和因此经历的人生变故，李建平常常悲从中来，继而是愤怒　图/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四年的“被艾滋”生活里，李建平定期服用着这种所谓的治疗药物，莫名其妙地又成了“被痊愈”的病例　图/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2003年10月，甘肃天水农民李建平被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得了艾滋病，4年之后，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家里向其宣布，他的艾滋病“好了”。

此事一时引起各界震动，有记者专程赴天水采访，试图搞清楚天水——一个普通的地级市——是如何攻下世界医学难题的。

从“被艾滋”到“被痊愈”，事件主角李建平经历了人生的过山车，然而他的命运似乎只能停留在谷底，被宣布“病好了”之后，他奔波于三级疾控中心之间，但至今未得到答案：我的“艾滋病”是怎么得的？又是怎么好的？

得病

确认一个艾滋病人，要经过市、省两级疾控中心。

天水市清水县金集镇瓦寨村村民李建平，能说会道，头脑灵活，曾经是村子里响当当的人物，他十二年前就盖起了瓦房，早在大哥大时代就用上了手机。出事之前，还在天水市麦积区做着贩土鸡的生意，一天能赚二三百块，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命运因为当年震动天水市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急转直下。2003年下半年，瓦寨村一个叫李卫东（化名）的人，生病住进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由于多日高烧不退，医院检查后发现他患了艾滋病，再一问，原来卖过血。

那个时候，艾滋病虽然已不陌生，在天水却并不多见。防疫部门反应迅速，立即对可疑人群抽血调查，主要目标锁定瓦寨村一带有卖血经历的人。很快，瓦寨村又查出三名艾滋病毒携带者：李卫东的媳妇、李建平、村里另一位卖过血的村民。

李建平从没卖过血，不是疾控中心的重点调查对象。但作为邻居，他出于同情，在李卫东生病期间曾照顾过对方几天，李建平承认那时还是“艾滋盲”，担心因此染病，便主动要求抽血检查。

约一周过后，县疾控中心（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家里，郑重向其告知：经检查确认，你得了艾滋病。

据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介绍，当年确认艾滋病均需经过市、省两级疾控中心检查，审理确认后才通知病人。刘宝录称，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现在只是怀疑，是不是当初送检过程中李建平的血被污染，或者是被搞错了”。

万幸的是，妻子张女商和两个儿子经抽血化验，均证实未感染病毒。张女商说，当年疾控中心通知李建平得病后，紧接着就要给她验血，李建平当时还懵着呢，没告诉对方老婆在哪。结果派出所开着警车去娘家找人，吓得她娘碗都掉在地上。

在全镇当时发现的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李建平据说是惟一没有卖血经历的。由于性传播是艾滋病毒除血液传播之外的另一主要途径，因此他得病被认为是“生活作风”问题。

当年出于善良照顾李卫东的行为，开始被另一种眼光解读——李建平是不是和他女人有关系？甚至连他的一个弟弟也相信了，还跟嫂子张女商提起过。

等死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

被通知得了艾滋病之后，李建平就开始在家里“等死”。妻子张女商说，疾控中心的大夫曾告诉她：李建平多则活两年，少则半年。

痛定思痛之后，两人开始“准备后事”。先是分房而睡，李建平睡正房，妻子睡厢房。李建平吃饭、刷牙用单独的碗筷、牙具。张女商说，她是和一个死人过了四年。

两人经过多年打拼，已经攒下十多万块钱，眼看人都快没了，钱留着也没有用。李建平在家里憋得慌，张女商便将存折交给李建平，让他到外面旅游，临死前快活一阵。

半年多时间里，李建平把他生前去过的地方又走了一遍，见了几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算是诀别。此外他曾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大别山，想从革命先烈那里寻找 一点“精神力量”，他也曾到河南上蔡县某著名的艾滋村，想看看那里的艾滋病人如何生活，结果到了县城又觉得自己都快死的人了，看了也没啥意思，又坐车走 了。

那些天里，李建平住过一千块一天的总统套房，对其豪华程度至今仍记忆犹新：带游泳池，房间里还有台球桌，还有人专门擦鞋……

旅游期间，他还因为喝醉了酒，三次被小偷光顾，总共丢了将近两万块钱。

然而等李建平周游各地回来，钱花光了，生活却仍得继续。得病之前，他家境富裕，人又热情，在村里被人高看一等，家里经常热闹得很，但得病之后就成为 村里的另类。不仅再没人上门，路上遇到连打个招呼也怪怪的。李建平自己也知趣，很少去别人家，大多时间都闷在家里看电视。等死的四年里最怕的是过年，“生 艾滋病”期间，李建平落下了另一个病：一到过年就肚子痛，非得吊水不行。

据刘宝录说，为了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李建平得病的事一直保密，村里只有卫生员一个人知道。但李建平说，他得病的事“地球人都知道”，当时通知验血时是村支书用大喇叭喊的，山沟里空谷传音，连十多里外的张女商娘家都听得见。

有人劝张女商和李建平离婚，说这样两个儿子可以更名换姓，跟李建平没关系了，将来才能讨上媳妇。但张女商狠不下心，觉得丈夫没多久好活了，就算是再嫁，也得等他死了。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2005年春节前，李建平对张女商说，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死了算了。张女商急了，一连 跟了他七天，最后买了一包老鼠药，拆开了跟丈夫说，咱把药拌在饭里，等儿子放学回来，全家人一起吃了算了。李建平一听害怕了，这才打消自杀念头。这一年， 金集镇杨郝村一位女艾滋病人，清水县当年查出的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一，割腕自杀身亡。

李建平的生活越发艰难。得病之后，刚刚好起来的土鸡生意自然做不成了。他做生意内行，种地却是外行，收成本来就少，还得变卖供儿子上学，家里一度穷 得揭不开锅。李建平决定“丢车保帅”，让正上初三的大儿子退学打工，供小儿子上学。这话李建平自己张不开口，便让卫生员李四友替自己跟儿子说，大儿子很懂 事，啥话没说就同意了。

得病等死的四年中，除了旅游，李建平一直呆在瓦寨村，他说，本来他想离开村子，回到麦积区过活，那边的人不知道他得艾滋病，也不会有歧视。但他走不 开，疾控中心要求呆在家里，每年还有四次验血。李建平算了一下，自从被确认得艾滋病之后，他又被疾控中心验了十多次血。每次他接到通知后不论刮风下雨都得 去镇卫生院采血，县疾控中心的车就停在一边，声称要在六个小时内送到省里化验。

关爱

“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贡献呢。”

在清水县金集镇2003年发现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次年，清水县被列为天水市仅有的两个全国艾滋病防治示范县区之一。此后，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纷纷到来，和其他病人一样，李建平也成为各界人士的关爱对象。

时至今日，虽然对疾控中心不满，但李建平仍对当地政府心存感激。据悉，清水县曾出台了针对艾滋病人的特殊关怀政策，比如每年有1200元的困难生活 补助。此外，每年还要在县里召开一次艾滋病人座谈会，县领导和疾控中心的领导均参加。李建平记得，有一次他主动发言，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强调作为 艾滋病人要自食其力，不能老是向政府伸手。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此颇为满意。

四年等死但也是享受关爱的日子里，李建平见过香港人、日本人，还有非洲人。一般都是卫生员李四友提前通知，他和村里的其他两名病毒感染者各自步行十 几公里到镇卫生院参与活动。活动内容很简单，无外是握手、照相，用李建平的话说，是“接受参观”。有一次他对病友们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 贡献呢。”

甘肃省卫生厅网站上一篇题为《情系陇原人 爱洒陇原地》的文章中提到：“2008年5月香港艾滋病基金会为清水县金集乡卫生院捐赠45.38万港币建设住院部。为了方便对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与治 疗，基金会为清水县乡村医生补助了10300元，激励了乡村医生更好地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服务。”

此外，南方周末记者查证，知名国际组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全球艾滋病基金会也均有项目在清水县落户。

每参加一次活动，李建平也都有回报，衣服、文具、白糖等不一而足，有一次也拿过200元的现金。他曾鼓足勇气提出要一张与外来人士的合影，但被告知是内部资料，不方便给。

四年里，作为关爱对象，李建平见过最大的官是一位副省长，最大的专家是甘肃省防艾“首席专家”、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他跟后者更为熟悉。李建 平多少“见过世面”，席主任每次来都愿意跟他讲话，李建平见席和蔼可亲，与病人握手从不戴手套，心里很是感激，同时也希望这位专家将来能帮到自己，在 2007春节前举行的联欢会上，他执意送给席医生一条猪腿。那头猪是家里养的，还没长成，因为过年提前杀了。李建平在这次联欢会上收获颇丰，有书包、文 具，两袋奶粉、一斤白糖，一斤茶叶。

几年下来，除了那位自杀的女病人之外，另有几个病人相继死去，李建平印象中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只剩6个人了。再过了一年，本村的一个艾滋病人也死去了。

然而不知何故，村里最初确定的艾滋病人李卫东死后，他同样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据说由于生活困难（带有两个小孩），竟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并 在村里摆了酒席。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自另一个乡镇，到现在还不知道同屋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村里人没人敢告诉他。村卫生员李四友曾向上汇报过，据说上 面为此还开过会，但并未能阻止这桩不寻常的婚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瓦寨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那女人会不会也和李建平一样，当初也诊断错了？因为她身体一直不错，不像患病的样子。这样一想，这位村民便会稍稍心安——她一直觉得那上门的男人可怜，但是又没办法告诉他。

痊愈

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书记才开的证明

2007年的艾滋病人联欢会也是李建平最后一次参加镇卫生院的“活动”。几个月后，镇卫生院又举行“活动”，但李建平突然被排除在外了。他心里不 服：同样是艾滋病人，为啥不一视同仁？他说，为此还专门找了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方跟他解释，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比较多，为了保护他（李建平）的名誉， 所以才没通知他。

但很快，李建平便发现，根本不是照顾名誉这么回事，而是疾控中心那时候已经不认为他是一个病人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9月，李建平的小儿子面临开学，家里没钱，借又没处借，他便再次找到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在此之前，张建国曾以个人名义借给他3000元。张建国这次也没拒绝，从工资卡上又取了1500元给他。

然而就是这次在县疾控中心，李建平听到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村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平的？

李建平说他当时脑袋像被人敲了一棍子，一下子惊醒了。没错，他村子里是有另一个跟他同名同姓同年龄的李建平。难道是搞错了？几个曾经不经意的疑问瞬间同时涌出来：为啥前一阵镇卫生院“搞活动”不通知自己，为什么2004年首次验血后一周，他又被单独再抽过一管血？

李建平想起追问时，那人已经再不说话了。

但他已经醒过来了，连滚带爬地回家，拐弯抹角地问同村的那一个李建平，对方承认前一阵曾被稀里糊涂地抽了一管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承认，在发现李建平的HIV检测为阳性，而瓦寨村又有两个李建平之后，疾控部门又对另一个李建 平做过检测（该李建平2003年也抽血化验过，当时认定未感染艾滋病毒），证实其确实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说明并非两个李建平搞混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时至今日，刘宝录主任称自己也不清楚。据他介绍，在省疾控中心确认李建平感染艾滋病毒后，每季度一次的抽血化验只是测李建平 的CD4细胞值（判断艾滋病治疗效果及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以观察其病情的发展，而不是HIV检测。一直到了2006年7月，省里发现李建 平的CD4细胞居高不下，产生了怀疑，才给他作了HIV检测，证实为阴性，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艾滋病毒。

然而无论如何，李建平终于因为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及另一个李建平而开始追问。他打电话给席沧海主任，说打算去省上重新检查，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得病。“席主任跟我说，你别来了，我们过去。”

2007年10月19日，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等五人来到李建平家，向其宣布其“病好了”。李建 平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听到“病好”两字之后，还是哆嗦了一下，跟当初宣布其得病时一样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才觉得事情不对头，赶紧把村支书李贵海喊 来，让其做个见证人。

等到三辆车开走了，李建平才回过神来：我为啥不问问我这个病是咋好的呢？

实际上，后来尽管村支书李贵海为李建平开了一个“病好了”的证明，但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道理很简单，谁也没听说艾滋病能治好。

至于为什么2006年7月就检测出李建平HIV阴性，为何拖了一年多才告诉李，而且不是说其没得病，而是“病好了”，刘宝录说，那是省上的事，他自己也不清楚。

告状

当听他大致讲了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

被宣布“病好了”之后，平静下来的李建平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四年的罪不能白受，总得讨一个说法。他本能意识到问题出在疾控中心，可是前后来过那么多各级领导，他也不知找谁，最后想，应该找官最大的，于是到兰州讨说法。

李建平说，他曾几次找到省疾控中心席主任，席主任说这个事情得地方政府协调解决，他又找到市疾控中心刘主任，刘主任说这事主要问题出在省里，还是得省里解决。

这条路看来走不通，李建平得病几年来一直躲在家里看电视，知道媒体管用，但又担心省内的媒体报不出来，于是给西安一家报纸的热线打电话，当听他大致讲了一下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随即挂断。

李建平也曾想过打官司，但不知道该告谁。越发感到走投无路之际，想起兰州有一个本家亲戚，便硬着头皮上门求助，他知道，外地的亲戚也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自己很可能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熟悉的律师。律师听完后，建议他官司别打了，给他指了两条路：一是到卫生厅直接找厅长；二是向新闻媒体投诉。

李建平先来到卫生厅找厅长，被告知厅长到人民医院开会去了，他又来到人民医院，没人告诉他厅长在哪。他灵机一动，给门卫买了一包烟，对方给他指认了厅长的车。他就在门口等，结果过了三个小时也没见那车动。

于是李建平只能再找媒体。7月底，甘肃省《西部商报》的记者约见了他。8月18日，该报以“甘肃首创‘痊愈’的艾滋病——天水农民戴了4年的‘艾滋帽’”为题刊登了此事。李建平一下买了十几份报纸，回村里到处发，乡亲们这才相信：原来李建平真可能没病。

报道影响巨大。“艾滋病患者痊愈”惊动了北京的“全国电视联播”（《星火科技30分》），并派来一个由资深记者领衔的节目组赶赴天水拍摄，该记者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本来是想过来好好宣传一下，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见报数天后，金集镇卫生院院长李本义给李建平打来电话，李被记者写到了报纸上，当初记者调查时，这位院长听说记者来了，把办公室门反锁上，说自己不 在，结果李建平爬到窗户上发现了他。于是“金集镇卫生院院长‘躲猫猫’”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李本义显然面临压力，跟李建平说，我是个农村大队长级别的小 官，人家让干啥就干啥。

至今没有人正面给李建平解释其从“被艾滋”到“被痊愈”的蹊跷过程，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采访此事时亦倍感阻力。尽管被当地病人指认，但李本义拒绝承 认他是李本义。而此前接受过记者采访的瓦寨村村支书李贵海显然面临压力，“不敢乱接待了”。一直负责通知李建平参加艾滋病人“活动”的村卫生员李四友，则 坚称一直不清楚李建平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当年查血是为了查肝炎。而事情的另外几位当事人，清水县疾控中心领导以需要组织同意为名，推脱了采访。

9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辗转甘肃省疾控中心办公室，以及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采访此事均未遂。

只有刘宝录在经有关部门同意之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自己在此事中受了委屈，“忍辱负重、冤枉得很”，因为此事主要问题出在省上，报道后挨骂的却是他。至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现在仍不清楚。

当年的秘密，现在仍是秘密。

一番折腾过后，“痊愈”的李建平仍然无所适从。他摘掉了艾滋病的帽子，但似乎又背上了别的包袱。据其称，村里人知道他在告状之后，好多都表示不理解：政府能宣布你病好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