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奥斯威辛会更有吸引力”——专访《黄石的孩子》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

罗杰·斯波蒂伍德　万静/图

周润发在演戏期间是个摄影发烧友，左为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

和女主角扮演者、澳大利亚出生的女演员丽达·米切尔（Radha Mitchell）　其欣然公司供图

1939年5月，合众社记者何克与聂荣臻、翻译刘柯参观八路军缴获敌军重要文件　沙飞/图

《黄石的孩子》剧照，爱尔兰籍的乔纳森·瑞斯·迈尔斯扮演何克在发新闻稿

何克著作《我看到了新中国》 1945年

    “这绝对不是好莱坞模式的电影。”3月28日，《黄石的孩子》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在下飞机后第一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欧洲电影，用的是英国人写的关于英国人的剧本。”“如果用好莱坞模式的话，我不知道，”导演开始笑起来，“可能何克最后不会死吧，或者在何克死前电影就结束了。也不会有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好莱坞是很重视日本市场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片子在日本就没有什么市场。”
    乔治·何克是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取材于真实同名人物。在故事原型里，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何克，1937年来到中国担任战地记者，曾去延安见过聂荣臻和朱德，1942年成为陕西宝鸡双石铺镇的一所工业合作学校的教务长。1944年，为避战乱，他带着学校六十多个中国孩子长途跋涉，转移到甘肃山丹，随后担任校长。1945年患破伤风逝世，年仅30岁。同年，何克所著《我看到了新中国》，在美国和英国出版。
    为了方便拍摄，电影将故事发生地改到湖北黄石，何克的迁徙也从黄石开始。到达山丹后不久，何克罹患破伤风而逝。
    4月3日，电影《黄石的孩子》在中国上映，5月23日在澳洲和北美同时上映。电影由中、澳、德三方投资，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执导过《明日帝国》、《死亡列车》等电影，主要演员除了有爱尔兰籍的乔纳森·瑞斯·迈尔斯在其中扮演何克外，还有周润发、杨紫琼，以使票房更有号召力。

“黄石”其实是“双石铺”
    1997年，电影导演罗杰·斯波蒂伍德第一次看到詹姆斯·迈克马努斯的剧本时，那个剧本已经被改了很多次。斯波蒂伍德还是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住了，它“包含了中国、二战这个特殊的时刻和有意思的人物”。那时剧本的名字还不叫《黄石的孩子》，而是《苦海》。
    而詹姆斯·迈克马努斯发现这个故事是在1984年。那时他被英国《每日电讯报》派到北京做三周的驻京记者。他到英国大使馆的俱乐部喝酒消磨时间时，从一名英国外交官的抱怨中，得知官员将飞往中国西北部偏远的山丹镇，参加一座雕像的落成仪式，而这座雕像是为了纪念一名英国人何克。
    那个年代的中国会为一个不太知名的外国人立像，这让迈克马努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他临时要去香港出差，没能跟着外交官一起到何克的墓地去参加仪式，只写了一篇简短的通讯。
    回到英国伦敦后，迈克马努斯仔细查阅了何克的资料，发现“他不仅仅是中国战争年代的一位校长、英雄。他撰写的书籍和报道的新闻都是中国1938年到1945年战争岁月的完全记录，他通过百姓——农民、教师、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村里的妇女和儿童——的眼睛写出了战争的残酷”。
    迈克马努斯找到一位制片人的投资，开始把这个故事写成剧本。到那位制片人给斯波蒂伍德看剧本时，这个剧本已经写了13年。
    斯波蒂伍德又花了4年时间跟迈克马努斯一起改剧本。到2003年，他们终于完成剧本，开始挑选演员，寻找投资，使电影成为中、澳、德三国联合制作。“在西方，从一开始有个故事，到出现剧本，到最后能拍，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8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斯波蒂伍德解释。
    斯波蒂伍德已经记不大清最初看到的剧本跟现在的电影情节具体有什么不同。他只记得最初那个剧本很“冗长”，为此，他不得不把那些能推动剧情的细节从剧本和资料里找出来，重新整合。
    电影最终起名《黄石的孩子》。说起原因，斯波蒂伍德有些羞于启齿，他更情愿用剧本原来的“苦海”或者迈克马努斯的小说版“洋鬼子：乔治·何克的传奇一生”。
    故事原本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双石铺，在改编剧本时，电影编剧之一简·霍克斯利觉得“双石铺”在英文中很难发音，就自己把它简化为“黄石”。她本人并不知道中国真有“黄石”这么个地方，而这也只是个暂用名，只在讨论剧本时使用，拍摄时会改回“双石铺”。但到拍摄时，讲德语的几位制片人拒绝改回去，他们觉得这个地名不可能真有，而且，考虑到国外的观众，如果一个名字连发音都发不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吸引他们去看这部电影呢？
    “这是中、澳、德三国的联合制作，不幸的是，其中一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不被另外两个国家了解。”斯波蒂伍德很无奈地耸耸肩。

没想过要跟《辛德勒名单》相比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困难的地方，是西方人一般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是没有二战的中国战场这部分的。”导演斯波蒂伍德把南京大屠杀加进了剧本，以便于西方人理解故事。
    斯波蒂伍德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倒是关注已久。1994年，他在日本为BBC拍摄《广岛》时，接触到在日本的美军基地的一些原始电影素材。那些是日军侵华时一个日本将军自己拍摄的。斯波蒂伍德非常震惊，他在这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那样的历史。他学过的历史教科书中，二战的历史是从欧洲战场开始，到珍珠港为止。亚洲战场和中国的事情，是不包括在内的。“欧洲人只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只知道犹太人遭屠杀，但实际上，中国战场上死的人不比犹太人少。”
    1998年，斯波蒂伍德不记得是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还是在美国的《纽约书评》上看到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评论后就去买了一本，通过那本书对南京大屠杀了解到更多。与很多人的评价相类似，斯波蒂伍德认为，是张纯如的书第一次让西方人开始了解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斯波蒂伍德希望，借着《黄石的孩子》这部电影，“会有少部分（欧洲）观众试图去了解这段他们不知道的历史”。他猜测，也许自己这部电影能跟其他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一起，“让世界从不同角度了解到这段历史，也可能会鼓励日本人去直面这段历史，作出郑重的道歉。如果日本采取了这种行动的话，这对他们的民族其实是好事情，会让一些人改变对他们的成见和看法。”
    身为导演，斯波蒂伍德没想过要跟《辛德勒名单》相比，也不认为这部电影的影响力会超过《辛德勒名单》，虽然两片的历史背景都是二战和屠杀，但“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欧洲，像奥斯威辛这样犹太人的故事可能会比南京大屠杀更有吸引力，但我还是希望会有少部分观众会试图去了解这段他们不知道的历史。”他说。
    “我觉得何克这个人也不会拿自己去跟辛德勒比，可能何克也会觉得辛德勒是位大人物，而他自己是个小人物。因为辛德勒是德国人，他站起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国家的敌人。而何克只是在帮助身边的人。”
    对于中国观众，斯波蒂伍德则希望，人们有兴趣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当时中国其实是有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在，而且，跟那些外国人接触过、一起生活过的人，有些现在还活着。
    “如果我是记者的话，我会很快就去采访他们。因为他们现在还活着，这个年龄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是很不容易的。”斯波蒂伍德很看重从平凡人的角度去看待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斯波蒂伍德说有两种历史，“如果你用英文去搜索‘南京’，是看不到太多有关南京的图片的，如果找毛泽东、蒋介石的，则会各种各样的都有。名人的历史都被保留了下来，但不平凡的历史不一定都是名人的历史。这也是电影的一个贡献吧。”
    在影片拍摄完毕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斯波蒂伍德跟当年的孩子在北京聊天。他问，你们那时候冷不冷啊。那位老人就说，哎呀，山丹太冷了，冷得什么样呢，我们去山丹之前在双石铺，人家就跟我们说，山丹太冷了，你要是尿尿的时候，就得边尿边拿棍子敲，不然尿就给冻成冰棍了。“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是真实的生活的感觉。这不是历史书里会提到的，但正是这些普通的细节，使生活之所以成为生活。”
    斯波蒂伍德还要求剧组安排人员专门去联系当年的孩子，以便拍摄完毕后跟那些人进行采访，把这些采访内容作为电影的真实故事背景，当作一部分电影花絮，放在DVD里。
    王小檬两年前加入剧组，担任导演助理以及后期制作的副导演。对老人们的采访也是由王小檬负责。德国制片人和导演给王小檬拟了一份7个问题的提纲，4个问题跟何克有关，3个问题跟在路上有关：当时搬家的时候愿意吗；路上是不是特别冷，有没有什么特别难以忘记的事情；到了山丹后是个什么样子。
    最终，这些采访内容还出现在片尾的字幕里，成为电影的一部分。每位老人的叙述保留了40秒。

（责任编辑 朱又可 实习生 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