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 曾经“消亡”的资本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资本复兴的时代，却肇始于资本消亡的岁月。这是资本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就在这一天，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提审了最后一个被告——当时国内最大私营企业主荣德生的四儿子荣毅仁，起诉理由是“军粉霉烂案”。

荣案是一个“乌龙案件”，从1946年11月起，荣家为粮食部代购代储军粮，并负责运输到北方战场，辗转中各经手官员上下其手，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烂的面粉。1949年4月，国民政府监察院起诉荣毅仁。

彼时，因为蒋介石采取的“统制经济”政策，国有资本大肆攫取财富，而民营资本已经奄奄一息。同样连基本的流通资金都已无法筹集的荣家，百口莫辩，只好等待法庭审判。而解放军进城，才使荣案不了了之。

但或许当时的荣毅仁也没有想到，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政府对民营资本的几次微妙而剧烈的态度转变，他依然会处于漩涡的核心。

“回国的资本家跑回香港去了”

1950年6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族资本的接收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同他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不过在国民经济的产业安排及政策制定上，民营资本似乎还是被日渐的边缘化了。

以所有制区分的方式来治理产业经济，这种独特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中，就对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建制进行了规划，其中要求，在中财委内分别设立中央计划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这些机构的职责便是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给予不同的政策管制，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政策安排。

而1950年初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充分体现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