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人的困境幽默化了” 朱德庸专访

困境不是只限于那些状况不好的人，它会困到所有的人。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幸福的不幸福的，拥有的失去的。而且这还无关选择，如果当初我选择另一条路，我是不是就没事了？其实你选择另外一条路也会碰到另外一种困境。——朱德庸

2009年4月,第五届杭州国际动漫节期间,“朱德庸工作室”特别签约，落户杭州西溪湿地及与杭州政府联合建设“朱德庸幽默馆”。

“我希望把它建立成中国人的第一座幽默博物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属于中国人的幽默。不单单只是来欣赏，更希望看完了之后，你能把那份幽默带走，你可以带回家，可以带回你的办公室，感受幽默在日常生活里的意味。”

从1999年朱德庸第一次来大陆，到现在已经10年了。

2000年，朱德庸在北京一家四合院，带着孩子，开始创作《绝对小孩》，2000年的那场雪景，使他好像进入了时光隧道，回到另一个时代。

朱德庸很讨厌小孩，以至于他的儿子朱重威出生后8个月，他才开始主动抱他，孩子三四岁时才发觉自己爱上了小孩,“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2007年6月，《绝对小孩》在大陆出版，两年后，《绝对小孩2》出版，这个系列的大陆版销售突破100万册。朱德庸画《双响炮》被称为婚姻专家，画《醋溜族》被说成是男女专家，画《涩女郎》被称为恋爱专家，画《关于上班这件事》被说成是社会的观察者、上班族的代言人，画《什么事都在发生》被人称为心理学家或人生哲学思想者，现在因《绝对小孩》又被大陆媒体称为“后儿童时代代言人”。

7月17日，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俱乐部，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朱德庸。

朱德庸一身黑衣，表情自在地坐在咖啡座，身边是担任他助理的儿子朱重威。

太多的选择令人难以选择

南方周末：你的工作室要落户杭州西溪湿地，与杭州政府联合建设“朱德庸幽默馆”。对这个幽默馆你有什么期待吗？

朱德庸：我希望把它建成中国人的第一座幽默的博物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属于中国人的幽默。所谓属于中国人的幽默这一句是很难定义的，幽默本身是不该分国界的，我之所以定为属于中国人的幽默，是这里面都是由中国人的作品在里头呈现出来。博物馆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以后如果画大画或者是雕塑，我可能会在“西溪湿地”做，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开敞，四周都是玻璃窗子，光线非常充足。

南方周末：你是否也有被商业裹挟的时候？

朱德庸：我觉得一个人要完全排除商业不太可能，包括我的漫画的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我觉得商业必须是要有所选择，有些商业的发展我认为可以接受，有些不可以，比如大量生产我就是认为不可以的，譬如漫画本身就是一个商品延伸最容易的项目，但是对于我的漫画作为延伸的商品，我会要求严。我对商业的态度，会做选择性的反对。

就像我认为电脑和手机一样，是最泯灭人性的两样东西，但是你说，我能够没有电脑吗？我能够没有手机吗？我的方法是，我的电脑三四天开一次，开一次我开十到二十分钟，我该发的信发了，该收的信收了，该查的东西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