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国】诊所之心

丛峰：纪录片《马大夫的诊所》作者

《马大夫的诊所》是在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拍摄的。我是2000年到黄羊川的，机缘巧合，在那里当了一年业余教师。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和我之前在北京的生活天差地别，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越长，就越有表达的欲望。

相比文字，影像的力量更为直接，所以2005年我最终下定决心回到当地拍摄一个自我感觉野心勃勃的关于黄羊川的系列纪录片，名叫《甘肃的意大利》——我相信看完我的下一部片子，观众能够理解“甘肃的意大利”的含义。

实际上2001年离开黄羊川返回北京前，我就有了在那里拍个电影的模糊想法，不过那时电影离我同样遥远，只是幻想。我没有钱，没有工作，也没有摄像机，甚至没看过很多电影，更不知道我要拍的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感谢DV时代，感谢回北京后工作3年攒了一点钱，感谢无聊的工作最终促使人决定把它放弃。2005年我辞了职，一周后买了摄像机，再过一周就回到黄羊川开始拍摄。第一次返回这里拍摄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方向，当时拍摄的，主要是我熟悉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后来我让他们带我去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或场所，好发展出一些新的拍摄方向，他们就带我去了马大夫的诊所。

我想这种折磨是公正的

黄羊川是小地方，人们在诊所时常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熟人。马大夫是当地声望最高的个体医生，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看病。加上他的诊所空间很小，因而众人必须拥挤在一起等待看病抓药，就容易形成谈话交流的氛围。

马大夫每天早上起来开诊，一直到中午病人走光才回家吃饭。由于这地方主要是山区，交通不便，病人如果下午来看病，晚上很难回去，所以下午基本没有病人，他就会睡一小觉。晚上吃完饭，再把诊所门打开，有些住在附近的人白天在劳动，这时就来打针和买药。这样大概开到8点多，结束他一天的工作。然后就是招呼三五朋友来诊所，喝酒或打牌，完了再回家睡觉。有时我感觉他的生活方式让人羡慕：他既帮别人消除或缓解了疾病，又赚了钱（他是村里最富的人之一，家中安装了当地罕见的自来水塔），每天工作完毕后，喝酒打牌，过得很快乐。

时间所限，2005年那次，诊所只拍了10天。回到北京之后它始终在我脑袋里盘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拍摄空间，每天不同的人来到这里看病抓药，把他们的面孔、言语和经历带入这个空间，会产生非常丰富和有分量的内容。第二年，做了足够的准备后，我回到黄羊川。

最初几天的拍摄之后，我逐渐找到了感觉。我觉得自己在这里能够被人们接纳，能够逐渐深入“诊所之心”。每天吃了早饭我就去诊所“上班”，马大夫看病，我拍摄。说起来我是诊所最没有实际价值、对病人最没有助益的一个闲人，所以我的拍摄原则是宁肯牺牲好的画面，也不能为了占据一个好的机位影响人们就诊。

我没有使用三脚架，一方面，它会占用本来就不大的诊所空间，给别人带来妨碍；另外，它也影响你机动地接近拍摄对象，给别人造成一种压迫感。所以，每天始终手持摄像机拍摄大段对话，变成了和自己体力的一种较劲，尤其头天晚上喝了酒的话。

这种较劲使人疲惫，使人身体不适，但舒舒服服地坐在三脚架固定的摄像机后，听别人讲他们的苦痛，难道是道德的？《诊所》第一版的片长是5小时，目前是3个半小时，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仍然是一种折磨。但我想这种折磨是公正的，我原本就没想用这个片子给什么人带来娱乐。

熟人和陌生人都会相遇

来到诊所的人很容易搭上话。在这里，熟人和陌生人都会相遇。有一个段落被我从目前的版本中删除，至今还让我感到遗憾：两个老太太（其实也就是五六十岁，但当地的农民因为长期干活受苦，显老）都来到诊所看病，其中一个先看眼睛，年纪大了，干活劳累，所以视力开始不行了。后来她看到另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就径直走了过去，问：“你是李翠瑶吧？”两个人的手就握在了一起，在她们坐在长条椅上谈话的期间，一直没松开过。开始我并不清楚这两个人的关系，但随着她们对话的展开，慢慢就能明白：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在集体合作社那会儿，那时她们曾一起劳动、一起玩耍，从年龄上来判断，这次重逢离她们上次见面，已经最少有20多年。那时她们还是姑娘，没有结婚，而现在她们谈论的话题是：各自有几个孩子，每个孩子去哪里打工，以及因为长年的辛苦劳动带来的疾病。

诊所里常见的病症是一般的头疼感冒，或者就是胃病、胆囊炎、腰腿疼等慢性病。不过有些病人的状况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影片没有收录的素材中有这样一段：春节前的一天，马大夫要给一位老年妇女打针。她褪下裤子避在诊所一角，只有大夫能够看到。我突然听到马大夫发出惊讶的声音……老太太解释，她小的时候没啥吃的，有次和同伴一起去挖野菜，那时这附近还经常有狼出没，她一没留神屁股被狼咬掉一大块，家人赶来，才算保住一条命。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能听懂当地的方言，在这个诊所呆上一周，就会发现人们平时的话题是多么单一，总是围绕家庭、收成、打工、买来的媳妇、社会的不公等。今天坐在这张长条椅上的人在抱怨买来的媳妇跑了，不知过了多少天，在同一张长条椅上坐着的人谈论的仍是同样的话题。我至少拍到5次类似讨论，片长所限，只保留了两次。有一段是在离诊所500米远的镇卫生院里拍到的，一个从四川买来的媳妇想要跑，被丈夫和他家人殴打辱骂，后来送到诊所看病。当时不知道这段素材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后来在诊所里听人们议论，才发现这种情况是如此普遍，所以剪辑时放了进去。

另一段关于买卖媳妇的很长的谈话最终删掉了。满屋子人都谈得眉飞色舞，本来惊心动魄又很残酷的话题在村民嘴里却显得如同家常便饭：下雪天，丈夫去村里喝酒，公公婆婆在另一间屋子里睡着了，她踩在牲口棚上翻出院墙，跑向了夜间停在远处街上的长途汽车，在里头躲了起来。脚印暴露了她的踪迹，她被抓回家，一众人辱骂威胁，媳妇满不在乎地吃着馍馍。小孩们路上遇到外地买来的媳妇，会用她们的价格作为称呼，比如：两万二。

来诊所的老人和女人居多，有几方面的原因：青壮年男性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外打工找出路，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了村庄的主要人口；老人的病，大多是治不好或没钱治的慢性病，只能不断地来看，缓解一下病痛；有一些附近的老人甚至把这里当成遛弯串门的场所。

热烈地谈论死亡和苦难

如果要从这部片子里挑出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会选择得煤矽肺的于开科老汉。他在片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也最有分量。拍摄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他矽肺病发作时，还没完全理解他得的病的性质。几天后的一个下雪天，诊所里空荡荡的，他坐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对自己生活经历和病史的描述和对黄羊川惨淡的干旱农耕环境的描述，融汇在了一起。平缓的语调、褶皱的面部纹理，偶尔夹杂几声咳嗽，都具有绝对的说服力。

2007年春节前我去补拍时再次遇到他发病。他坐在床边，用拐杖支撑着自己，极虚弱地喘着气。这时我听到诊所外面一辆农用三轮车经过的轰响，这个粗暴的声音和他虚弱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对比，仿佛象征着来自外界的他已然无法抗拒的力量。后期剪辑时我发现当时录下来的声音完全没有我现场感受到的那么强烈，我从别的时候拍摄的素材中找到一段在诊所外拍的路过车辆的轰响，把这个声音和于老汉喘息的画面结合在一起，把音量拉到最大，才感觉它传达出了我的感受。几个月后，在《诊所》后期完成前，他就去世了。

拍摄过程中最难受的一天，就是两位腿都有毛病的老妇坐在一起相互诉苦，其中一人还低头抹泪的那一段。那天诊所人很多，围绕着这两个老太太，人们热烈地谈论着死亡、疾病和过去的苦难。这种“热烈”让我深深震动。我端着机器，站立在众人中间，听着这些伤痛的历史却努力显得无动于衷。我不希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同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尴尬和沮丧。

2007年春节之后几个月，诊所搬到了镇长途汽车站旁的新址。这个地点比原来更方便，每天会有更多的病人来看病。我2008年春天回到黄羊川时，已经开始接续拍摄其他的内容，但仍不时到诊所里找马大夫聊聊天，或者晚上没事时找他喝喝酒，偶尔也拍上一些镜头。有一天我又看到了在旧诊所里出现过的那位下雪天由孙子陪着来看病，眼睛已经瞎了的老奶奶。她更苍老、更虚弱了，脸上的光几乎已完全消逝，她的终点快来临了。如果过一两年再重新做《诊所》这个片子的最终版本，我会用她在新诊所中看病的镜头结尾。

2008年回黄羊川时，我征求马大夫对片子的意见。他只说：“太长了”，并且觉得结构有点乱。我把我对结构的设想，对每一段落的安排，从头到尾向他做了解释，他就礼节性地点点头，他未必认同，未必理解；或者，我拍摄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太日常、太司空见惯，真实的生活进程又有什么结构可言呢？另一次聊天时，至少我听到了他对片子的基本认可：你要拍的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摆出来的那种。

我拍下了这些人，拍下了这个诊所，但是我能做什么？纪录片是一种又真又假、难以形容的东西，而且大多数时候似乎都是拍给被拍摄者之外的人群去观看的。我相信我根本写不出什么拍片子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想要整理时却发现时而干涩，时而混乱。我希望有更多有机会看到这部片子的人向我谈起他们的感受，那样，我也许会找到一些阐述的出发点。

（此片获第4届“云之南”影展“青铜奖”，并入选日本山形影展“亚洲新浪潮”单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