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三午印象

对三午写诗有最初的记忆，我还不到10岁。那时他刚从宣武师范毕业，在牛街小学教语文。这是他一生中短暂的教学生涯。同样短暂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我这个相差10岁的弟弟约好，每天晚饭后一起坐在八仙桌旁，我写作业复习功课；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备课，有时写他的诗。

记得最清楚的是，三午总要冲杯现在看来是最劣质的咖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不知他从哪儿搞到的。小纸袋撕开，里面是少许黑色粉末和黄色古巴糖，倒上开水溶化后，我们认真地分成两个半杯慢慢享用。现在想起来兄弟俩能像模像样地坐在一起，在昏黄的灯下，弥漫着的或许是三午常提起的“爱”，似乎还能闻到那淡极了的咖啡香气……

从那个时候，三午开始把自己的诗当一回事儿了。他用了一个新的硬皮本，把他写的诗抄在上面，诗的内容我这个小学生不太懂，对封页上的图案却记忆深刻。那是他请美术老师画的，中间画着一个问号和一个叹号，两个符号上半部分相互倾斜着，下面同用一个圆点，延伸出一支不知名的小花，也许是他诗中常常提到的雏菊。最上面则是醒目的、边缘有雷电爆炸似的3个大大的美术字：没你集。

“没你”这两个字，在我这个小孩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疑惑。那时社会提倡的是全体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时常想，哥哥的诗集中没有“你”，自然更不会有“他”，那就只剩下“我”，延伸出来的必是自私、个人主义，是最见不得人的，不能提。所以我从未跟别人谈论此事。要是三午还在，能和他话说当年，必定感慨无限。真不可思议，这竟然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文革”当中我要去陕北插队，三午知道了，叫我去买了本子，亲手把他的诗抄录下来，让他的诗陪着我上路，还嘱咐我每次回家，想着把没有抄满的本子带回来，他会把新写的诗歌抄给我。

就这样，离开北京的十几年，往返路上，我必定带着三午的诗。这3本诗集我一直放在身边，用“弥足珍贵”也表达不尽它对我的分量。我永远记得他的话：“想家了，心烦了，看看它，心里能好过点儿。”十几年里我也渐渐理解了“没你”的含义。

诗人的心永远渴望着自由！三午理直气壮地相信：“有耳朵——自己的，我要听！有眼睛——自己的，我要看！要体验呵！我有自己的心灵。”三午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压抑，他在诗中呐喊，“我们像块木头，被削着、刨着、钉着、锯着”，“我们像块石头，被砸着、砍着、雕着、磨着”。他寻找着思想解脱的出路，又醒悟“不，那不是门，那是堵墙”，就剩下“苦笑、苦笑，都变了形了，我的唇角”。

10年浩劫中，三午的脊柱因劳作中摔伤，引发强直性脊柱炎，变得越来越扭曲。病变过程中，刻骨的疼痛折磨着他，使他的腰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真成了他在20岁就写就的《墓志铭》中描绘的形象，成了一个“驼背的青年”，对于他自己会变成驼背和早逝的预感，为什么会在刚成年就萌发，像谜一样永远困惑着我。

三午再不能在密云水库的山上植树造林，长年在家里休病假。除督促小女儿阿牛练习钢琴，有的是时间去饱览群书、欣赏音乐。一些同样困惑彷徨的青年，因为这里有着当时社会找不到的条件和氛围，一拨一拨聚到三午身边。他们抨击时政，传播“小道消息”；听三午讲小说中的离奇故事或者解读音乐；在交响乐的旋律中，激昂地朗诵诗歌。我从插队的陕北回家探亲，等晚上人群散了，才到三午的房间坐坐，看他给我抄诗。那时，他没有了激昂，没有了兴奋，平平静静的，声音也轻柔。兄弟间的谈话，似乎能让他减少一些“从来到人世，就揣着一封无法投递的信”的孤寂。

1976年，“四五”事件让三午的神经有了短暂的释放。他驼着背，每天骑车融入铺天盖地的白色花海，用相机记录广场上振奋人心的场面，聆听慷慨陈词的演讲，在激愤的人群里，寻找、收集、抄录着广场上的诗歌。他逢人便讲，感染着周围的一切人。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严密的清查没有漏掉三午这个残疾人，有关部门几次三番找他交待问题。三午心灰意冷了，从此搁笔，连为我抄录的兴致也没了，说：“你要看着还行，就自己抄在后面。”

那时，他因为迷恋音乐早早摆弄起稀有的台式录音机。听了各种名曲后，他感觉有些曲目的意境，和他诗里的意思相投，于是开始制作配乐诗朗诵。朗诵者只有我和小沫，我们姐弟喜爱他的诗，口音还算纯正，又了解诗作产生的一些故事，制作出来的效果还是相当“震撼”的。三午在诗和音响的交汇中，时时会热泪盈眶。现在这种老式录音机早没人用了，偶尔看见三午留下的落满灰尘的磁带，总觉得里面留着我们当年的声音，是那样真切，又是那样“渺渺……远远……茫茫……”

三午停笔10年以后，人也匆匆地去了。认识他的人，依然在他的诗中回忆着他。我想这也是他不安灵魂的最大满足：“终有一天，终有一天……将来，幸运的人们回忆起、谈论起、思念起我……决不是，决不是用证件、门牌、宗卷、墓碑上，严酷的、黑色的、寒冷的号码……而是以——我心灵的真诚，我心灵的挚爱，我心灵的诗句，在宇宙的铿锵！”

（楷体引文均为叶三午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