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季羡林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 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翻翻别人送给自己的字画，和老邻居寒暄了一会儿，在301医院派来的3个护士的陪同下，他还摇着轮椅去了趟未名湖。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