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转身：用好“煤炭人民币”

   
煤炭大省山西迅速积累着“煤炭人民币”，经过痛苦的抉择，这个省份开始为未来谋划转身——它将放弃千亿“污染的ＧＤＰ”，通过开放，尤其是向东部开放来实现自身的清洁增长。

 

向春／漫画

    预计于８月１６日在广州开幕的“山西珠三角投资洽谈会”上，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与广东省领导人的手，将握在一起。
    这是一个资源大省与一个经济大省的握手，也是欠发达的中部与相对发达的东部的握手。
    依靠煤炭等资源连续几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山西开始了艰难的转身。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这样的转身将带来怎样的新故事？这样的握手将如何改写中国经济的图谱？

积累“煤炭人民币”
    “山西之长在于煤。”这是一句大部分山西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话。
    在这片１５．６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储藏并产出着全国１／４的煤，出省的煤炭量占全国省际间煤炭调运量的３／４。同时，煤层气储量达１０万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１／３。
    毫无疑问，山西的兴衰荣辱，莫不与煤密切相关。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煤”时期，还是现在的“市场煤”时代，山西都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引擎。
    正是煤炭，帮助这个贫穷的省份完成了最初的积累：直到今天，煤和与煤相关的焦、钢、电产业依然占据着山西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的８０％以上——这意味着，与中东的“石油美元”类似，山西的财富，几乎可以称之为“煤炭人民币”。
    这样的情形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并不鲜见。资源丰富的地区通常能享受天赐资源所带来的增长，但也通常会由于过于倚赖资源而拖累经济发展。这种困境被经济学家们称为“荷兰病”或“资源诅咒”。
    这些伴随着大量后遗症的黑色财富，让２００５年到来的新任省长于幼军感到深深的担忧。不久，山西省开始了“十一五”布局，战略调整开始。“三大战役”首先拉开序幕。
    提升“煤炭人民币”的含金量，成为“三大战役”的主旋律。
    第一战役是关闭非法煤矿，其中２００５年第四季度关闭４８７６个，第二年又关掉３５００个，其中近３０００个是第一次关闭后死灰复燃的。重复关闭显示了山西政府“铁腕治黑”的决心，当地屡禁不止的黑矿此后大为减少。
    一边关闭非法煤矿，另一边山西开始淘汰落后产能，去年的第二战役关闭了１６５６个虽经合法批准，但生产方式落后、安全隐患较大的年产９万吨以下的小煤矿。
    从今年夏天开始，第三战役开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将联合、收购、重组或者托管中小煤矿，而县、乡、地方国有和民营的小煤矿将以股份制形式联合重组。
    倘若三大战役全部完成，山西原有的上万个煤矿将减少到两千多个。在战役中同时推进的对煤矿生产的技术改造，将使得煤炭回采率、煤矿生产效率和安全性都大大提升；而对煤炭资源进行的矿权改革，使得煤老板们必须为其煤矿付费，山西财政将因此增加上千亿元收入。
    不仅一盘散沙的煤炭产业正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发生改变，焦炭、钢铁、电力产业的淘汰也正在进行。
    仅仅今年上半年，被炸毁推倒的烟囱就多达３７００多个，１５００多家企业被实行三停（停电停运停贷款）。今年已有１０００多个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小厂被强行关闭，还有三四千个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全省将有１０００亿ＧＤＰ因此受到影响。
    为了改变延续几十年的落后生产方式，提升增长质量，山西明确宣布：不要１０００亿“污染的ＧＤＰ”。
    此举被山西上下悲壮地形容为“壮士断臂”。

于幼军的加减法
    “于幼军关了煤炭关焦炭，关了焦炭关钢铁，再这样关下去，老百姓恐怕要把我丢到太行山上去了，”７月３０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做经济工作，不仅要搞加减法，还要懂得进与退。”
    大刀阔斧的减法之后，山西做起了声势浩大的加法——改造煤焦钢电四大传统产业，全力培育煤化工、装备制造、材料、旅游四个新产业。
    为了保证每年１０％的ＧＤＰ增速，山西预计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１．６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
    数目庞大的投资与新的技术、人才从何而来？有“招财省长”之称的于幼军将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召开，作出全面推进山西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这个历史悠久的省份打开了大门。
    “拥有资源就拥有未来的发言权，但如果不开放，就不可能产生资源的倍增效应。”晋中市市长张璞如此解释。
    当年，山西连续在上海、香港召开规模浩大的“沪洽会”、“港洽会”，签订了５７８个项目，引资３８０７亿元，实现山西引进外资的历史性突破。
    目前，这些项目中有一半已开工建设。
    这些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新项目给山西停滞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希望，那些仅仅想来挖煤的人被挡在了门外——山西一手拿着胡萝卜，带来高新技术的项目将得到各种支持；另一手却高举大棒，仅是挖掘资源的项目将被加收高额的地方资源保护费。
    “山西不需要别人帮忙挖煤，”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范世康谈及此事，语调陡然激动起来，“既然我们拥有发言权，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权力为山西的长远未来做些打算？”
    有趣的是，并不只是加法能帮助山西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减法有时候也能变成加法。在山西淘汰落后产能中关掉的许多企业，开始焦急地寻找合乎未来规划的新项目。山西省经委副主任郭树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有一次到下面县市检查被关闭企业的情况，却没能见着一位企业负责人——他们都“出去找项目了”。
    不仅是被关闭的企业，山西本土的老板们也都渐渐开始努力向产业链条的更高处攀升。在吕梁，一家煤焦民营企业就主动与外资公司合作，投资数亿新上了附加值更高的煤化工项目。

山西向“东”，广东向“西”
    继向上海、香港招商引资之后，于幼军将目光投向了他生长、生活并工作了数十年的地方：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已经奏出了产业转移的序曲。高速增长多年后，东部沿海工业的成本不断抬高。外有贸易摩擦、国际压力，而内则各项要素价格一路上涨：可用土地资源日渐减少，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民工荒造成劳动力价格也不断上升，电力更是紧缺到甚至开工四天就得停工三天，而环保门槛则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
    产业与资本的转移自然发生，这给山西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带来了难得的机会。而晋粤两地经济结构之间强烈的互补性，让他们都看到了共同增长的希望。
    在产业链条上，山西与广东分处两端，互相依赖。
    前者居于产业链的上游，是能源与原材料大省。煤炭资源举国皆知，铝矾土储量占全国１／３，金属镁资源储量和生产销售量分别占全国的３５％和７０％，不仅是全国老大，而且占全世界镁产量的半壁江山。但是山西却只能生产最初级的产品，深加工能力薄弱。
    山西所缺，恰是广东所长。广东居于产业链中端和末端，长于深加工，技术含量比山西高得多。而困扰广东的土地、劳动力、电力紧缺的难题，在山西却都不成问题。
    不锈钢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太原不锈钢厂是世界上最大的不锈钢厂，但产出的不锈钢大多被广东企业拉到佛山等地加工成餐具、生活用品等，其中许多被重新拉回山西在华北地区进行销售。
    “如果广东企业就在山西设厂生产，不是既保障了原料供应，又靠近内地广阔的市场吗？”太原市发改委总工程师史铁生说。现在，太原不锈钢工业园区已经引入了十余家企业，每年太原钢铁厂生产的３００万吨不锈钢中将有５０万吨在这里消化。那里的电价是３毛多一度，仅仅只是广东的１／３。
    “山西与广东，合作远大于竞争。”于幼军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珠洽会明确提出以承接产业转移为目的，主题被定为“投资山西，共行大运”。

如何用好“煤炭人民币”
    能否实现“共行大运”的愿景，山西还面临着诸多难题。
    比如如何优化投资环境，减少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体制摩擦，如何让地方金融体系更好地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如何建立信用体系，加快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山西清醒地开始求变，与招商引资成败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被提上议程。
    去年７月，山西召开“改进机关作风、优化政务环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大会，全面部署整治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工作，十多个部门在会上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随后，行政许可公开、首办负责、审批服务承诺和行政不作为及过错追究等四项制度建立，投资环境初见改观。
    同时，这个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省份开始努力地治理环境。
    这里人均用水量只有全国１／６，山西计划未来的三四年将建成３５到４０个中小型水库和重大饮水工程，比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还多。
    植树则是另一项浩大工程。去年全省投入四十多亿元，造林５１５万亩。
    与此同时，采煤沉陷地区治理、矿工棚户区改造等工程也都纷纷提上日程。在阳泉市，市长白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市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增幅高达７６％。
    而在更为长远与艰难的问题上，山西也已经开始了探索。
    为了扭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风气，弥补过去的ＧＤＰ竞赛遗留的许多社会问题，山西在传统的ＧＤＰ考核体系之外，又制定了另一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５个方面４４项指标。今年４月，两套指标的考核结果同时公布，许多ＧＤＰ排名靠前的市县在第二套体系中落在后面，令全省上下深受震动。
     ８月１日，在４４项考核排名第一的孝义市，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市区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一些老人自在地在市民广场跳舞，让许多外来者惊叹“这不像是山西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