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的标准如何掌握

■法人看法

如果我们能跳出“注释法学”的狭隘视野，就会发现这类出离了司法底线的“以赔偿换轻判”，其实意不在“宽严相济”。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司法领域的年度最热词汇，已非“宽严相济”莫属。最高司法机关的要员们言必称“宽严相济”，各地司法机关争相倡导“刑事和解”，以“当宽则宽”的名义推出名目不一的“赔钱减刑”，而郑筱萸案、邱兴华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司法机关“当严则严”的标本。
　　从近３０年中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变迁来看，由数次强调“严打”到今天强调“宽严相济”，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种进步。但“宽严相济”从来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更非简单的一句口号或一种姿态。自１９７８年法制恢复与重建以来，“罪刑均衡”作为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事实上一直存在于刑事法制之中。制定于２８年前的刑法就明确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为每一种罪名分别设置各不相同的刑罚，就是“宽严相济”的体现。对累犯与初犯，主犯与从犯，抗拒者与坦白者等等适用刑责的不同规定，也都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精神。
　　于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理念的“宽严相济”不宜成为处理案件的依据。“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解释基本等于废话一句，问题在于，哪些案件“当宽”，什么条件下又“当严”，如果这个标准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各地司法机关甚至依赖于司法官员来自由掌握，那么问题就大了：我们在“宽严相济”之下，该如何保证不会出现“当宽却严，当严却宽”？
　　其实没有人去质疑“宽严相济”这句正确的废话，各地自行提出的种种确定“宽严”的标准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比如这半年来引发最大争议的一个标准便是：对被告人积极赔付的而被害人也予以谅解的，给予轻判。不少司法官员、法律学者把这类“以赔偿换轻判”，称之为“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式实践。其实这哪用从国外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恢复性司法”上去找依据。《红楼梦》里，贾雨村新官上任遇上了“薛家主仆故意杀人案”，贾法官最初也想拘拿凶犯，以扶善良。但在门子的提醒下恍然大悟：被害人之所以告了一年的状，只因家中人口稀少，“欲得些烧埋之银”；而薛家仗势欺人，偏不相让，故此案一直悬而未决。贾法官于是当机下判，令薛家赔付了冯家“许多烧埋银子”，作为被害人的冯家终也“无甚话说”。
　　这段“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可谓“宽严相济”的典型判例，无人上诉也无人上访的结局，大抵可称为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只不过，在曹雪芹的笔下，“葫芦案”的判官践行的是官场“潜规则”，是个见不得光的负面形象。而今天的“以赔偿换轻判”，在一些法学家和司法官员的笔下却已然具备了制度的正当性，不但被广为认同，还被公开宣扬与推广。
　　如果我们能跳出“注释法学”的狭隘视野，就会发现这类出离了司法底线的“以赔偿换轻判”，其实意不在“宽严相济”。在“信法不如信访”的现实之下，在上访案件七成涉讼的尴尬之下，法院迫切需要提高当事人的服判息讼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访。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司法效率为主要追求，“刑民合一”式的审判固然节约了司法资源，但在赔偿上却仅限于“直接物质损失”，而且就算是最低限度的“直接物质损失”，被告人若领到实刑多半也不愿赔偿。被害人本因刑事犯罪蒙受损失，又在赔偿上遭受“二次伤害”，发生上访也就在所难免。司法机关着力推行“以赔偿换轻判”，正是要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来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不给被告一点甜头，他就没有积极赔偿的动力。权衡之下，作出牺牲的，也就只能是公平与正义。对被害人而言，有赔偿总比没有好；对被告人而言，轻判总比重判好；对法院而言，牺牲一点正义没有什么关系，正义又不会上访。这么一个于三方均有利的“以赔偿换轻判”，在“宽严相济”的幌子下被一些地方司法机构隆重推出也就自然而然了。
　　邱兴华被执行死刑后不久，某地法院传出消息，一杀人犯因积极向被害人赔付，最终领到了免死金牌。邱兴华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慨叹他没能生在“贾史王薛”那样的富贵人家？若然，邱某今天也许会还活在某个劳改农场里接受再改造。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