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代课老师

（本文刊载于2008年的《南方周末》）

2005年11月，南方周末报道西部代课教师的艰难处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但是，从2006年开始,按教育部的要求，全国44.8万代课教师被大量清退。这些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青春的编外老师们，不得不放下教鞭，离开讲台。

他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国家有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两年后，本报再次将目光投向代课老师，关注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的生存境况，记录他们离开学校后的命运。

——编者

2006年夏天，那把陪伴了王政明四十多年的二胡断了一根弦。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这个夏天，王政明和其他三名同校的代课教师被通知，“接到上面的精神，你们明天不用来了。”

王政明是南方周末两年前《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详见2005年11月3日头版）的主人公。这位“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是张家堡小学的创建者，几十年来拿着不超出40元/月的工资，最后被以“清退”之名离开了这所与他血脉相连的学校。

南方周末的报道受到甘肃省主要领导批示，代课教师境遇曾一度好转，政府承诺转聘条件优秀的代课教师，补偿将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渭源县不少代课教师工资，终于由几十年来的40元/月涨至80元/月。

但这样的转机只是回光返照。

2006年，教育部提出，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人的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对于其中学历合格、素质较高、取得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正式教师资格。

渭源县自2006年开始大规模清退全县五百多名代课教师。王政明老师被清退后，他所在的甘肃渭源县数百名代课教师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县还留在工作岗位的代课教师仅有100人左右。

被清退的数百名代课教师，经由他们争取，今年县上给他们发放了300至800元不等的清退费——这类似于下岗工人的买断费，但只是后者零头的零头。而王政明被清退时，一分钱都没给。

甘肃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在像渭源县那样清退代课教师。除了重庆等少数地区，代课教师的不少优秀代表并没有被转为公办教师。他们有的被以微薄的清退费打发走，有的依旧以“临时工”身份坚守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

代课一生，清贫一生

王政明的办公室没有多余的什物，他收拾起那把断了弦的二胡，回到了离学校只有一箭之地的家中。这一方斑驳的木头被置于衣柜顶，从此尘封。

以前，每当课余，学前班的尕娃娃围坐在王政明周围，他用二胡拉奏起《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样的旋律于今绝矣。

他前后教书近半个世纪。他说：“村子里孙子辈的是我的学生，父母辈的是我的学生，爷爷辈的也是我的学生。”他一共培养了八十多名大学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1958年，王政明以代课教师的身份，创建张家堡小学，一人撑起一个学校。“文革”期间，为了护校而屡遭生产队长报复。1982年，他尽管被鉴定为“教学效果显著，是我校的教学骨干”，但却被人在造册材料上作了手脚，与转正失之交臂。他黯然离校。

1985年，学校教员奇缺，王政明再次被召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起算，再无缘转正公办教师。

国家开始给乡村教师发工资的时候，他一月拿13元，公办教师拿32元；公办教师工资涨到40元时，他拿17元；等到他的工资涨到40元时，比他小几茬的公办教师工资都1200、1300元了，是他的二十多倍。每次发工资，会计总是偷偷地把40元钱塞到他的口袋里。

直到2006年，他和渭源其他代课教师的事迹被报道后，他拿了半年120元的工资。

因为同工不同酬，同为教师，却和月工资一两千块的公办教师地位迥异，代课教师已习惯被村人歧视和嘲笑了。“这些年最难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从小跟着自己被人看不起。”为了保两个儿子读书，这个经常苦劝村民一视同仁让女娃娃读书的老教师，忍痛让自己的女儿辍学在家务农，至今他都觉得愧对后来远嫁陕西的女儿。

与王政明同校的代课教师刘炳章，一年后同样被清退。南方周末记者再见他时，他正在全村最破烂的土房中混猪饲料，灰头土脸，全然没有过去为人师表的样子。

王政明一谈到刘炳章就觉得“造孽”。这个34岁的大龄青年，到现在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几年前，他曾经爱上学校的一位女教师，但对方是公办教师，工资是他几十倍，“难道让她养我？”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本地已经没有姑娘愿意嫁给这个曾经的代课教师、现在的全职农民，他盘算着在将来当进城民工的时候能找到一个民工媳妇。

他家里仅有的一些新摆设和家电，是两年前一些南方周末的读者资助他的。这些好心人让他把家里拾掇一下，将来对象到家里来了至少不会觉得太寒酸。院子里，铺满了不久前从地里挖出来的党参。

今年9月被清退后，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些党参一样慢慢风干了。把这些党参卖了后勉强熬过年关，他就准备外出打工，带着心中隐秘的爱情远走他乡。

曾挂职渭源县当县委副书记的西北师大教师李迎新，曾在调研中总结，“走进（渭源）任何一个村子，假如村子里有代课教师，那他准是村子里最穷的人。”

代课教师还可能遭遇到一般农民不会犯愁的口粮问题。秦祁乡杨川小学代课教师毛谦2003年时家里的地因为大旱歉收，一进2004年的腊月，家中存粮就基本告罄。快过年时，他远嫁武威的姐姐回娘家住了几天。他每天都会为口粮头疼，碍于情面，他没有向姐姐张口要口粮。

姐姐走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眼看要过年了，孩子却在挨饿，他开始四处奔波借粮食。多方求告，终于在腊月二十七借到了200斤粮食，他甚至顾不上干净与否，直接将粮食送到磨坊磨成了面。

陪同记者采访的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已经和毛老师熟识了。当一次毛老师说到痛处落泪的时候，寇倏茜无言以对，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拥抱他。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两个五大三粗的西北汉子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最优秀的校长”也被清退

在渭源县，连最好的代课教师都难免被清退。陈宏文是学区公认最优秀的小学校长，却因为是代课教师，也将被清退。

最早的清退消息是他亲口告诉他妻子的。他的妻子也是五泉寺小学的代课教师。

陈宏文回忆一生中夫妻间最沉痛的那一次对话：“她听到我告诉她这个消息，直勾勾地看着我，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她说那我就走。”

陈宏文一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陈其正也是一名口碑极佳的小学校长。他妻子罗茹红、妻妹罗茹萍、妻姐罗茹琴三姐妹都是教师，只有罗茹琴是公办教师，而他自己的弟弟陈宏斌也是代课教师，这次清退，全家少了三位老师。“按照渭源的政策，我只能呆一年，明年7月我也会被清退。”陈宏文说。

学区校长找他谈话，说他作为校长，是支撑学校的灵魂，请他再多坚持一年以作缓冲。一年之后，学区再派一个校长来。

陈宏文冷静地想了一下，留一年也没啥意思，转正已没有任何希望。但责任心驱使他留了下来。“现在我拼命干活使自己非常充实，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敢多想，好在每天累得一躺下就睡着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逃避：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中有六十多岁患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这一切都要由他以及同样是代课教师的妻子来承担。他除了平日教书、管理学校之外，还要利用双休日下地干农活才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最基本的温饱生活。

陈老师说，前些年妻子大病一场，而自己为获取的大专文凭和各种教师资格证书以期有朝一日能转正，已经欠下了一万多元债务。这就相当于他不吃不喝十多年全部的工资。

无奈之下他一咬牙，通过关系让父亲去县城的工地看门，这样可以挣点钱来还债。父亲身体不好，陈老师实在不忍心。但他说，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9岁的父亲陈其正，看到听从自己执起教鞭的两个儿子都会被清退，“他心里最难受”。陈宏文记得父亲对他的安慰：“你们退下来之后就好好务农，一辈子平平安安就行了。”

“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但他们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王政明，这个一辈子教书育人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至今无一分钱补偿。

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背，语含悲凉：“以前国家困难，咱无怨无悔，现在国家慢慢富强了，咱老了，被清退了。”

刘炳章比王政明略微幸运。一个月前，他拿到了这辈子由政府发给他的最大一笔钱，500元——那是他的清退费。

几百元的清退费还是这些代课教师讨说法争取来的。一次性清退费按照教龄长短——15年以上的800元，10-15年的600元，5-10年500元，5年以内300元。

由于害怕代课教师继续上访，县上要求让每位代课教师都接受清退费，可是很多代课教师坚辞不受：“县教育局的局长、镇委书记、学区领导，村干部，七八个人个来做我们工作，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是给国家干事的。可为什么，打发我们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最后县上要求，有公职的代课教师家人、亲戚帮助完成安抚劝解的政治任务，事件才慢慢平息。

王政明对上门的人说，“我想得通呢，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四十多年没给国家添麻烦了，现在也不会。”然后他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面对现实”。

刘炳章一次一次去学区讨的却不是说法，而是奖状。他上学期带的五年级毕业班和一个三年级班像往年一样都是全区第一。

32岁的罗茹萍则是上课时被清退的。那天下午，校长推开教室的门说，“你出来一下”……之后两个星期，罗茹萍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怕别人问起来，你今天怎么没去学校啊，人都是有自尊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啊。”

她是会川镇河里庄小学的老师。这学期开学之后，她开摩托车骑山路时跌了一跤，心脏病复发。但是代课教师没有工伤保障，也没有病假。躺了两天之后她就坚持返校上课。

现在，她终于有时间去兰州治病了，只是一直睡不好，“每天做梦都是给孩子们上课的画面”。

他们走了，谁来接替

如此多的代课教师离开岗位，那么多的师资骤然流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那些等待知识哺育的山村孩子由谁来给予“食粮”？

会川镇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有六名代课教师。刚辞退代课教师时，学校出现了教师严重短缺现象，正常教育面临半瘫痪，学前班儿童就要失学，很多学生家长为此围了镇政府。

代课教师张清水因此成了靠民间力量留下来的最后的代课教师。

他同样因为做代课教师成了村里最穷的人。面对着在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记者，他抱歉：“对不起，全村就我们家没有围墙，冬天不能挡风。”

但问他为什么希望破灭后还那么留恋三尺讲台，他说，那是一种心里说不出的感觉，上课时候的陶醉感，学生都考出好成绩后的成就感。

这位数学老师最享受的是在黑板上写数字的时候，“那既是教师又是艺术家的感觉”。内向孤僻的他每每上起课来口若悬河。

在会川镇多个学校任教整整20年的陈宏文对镇上的教师情况非常了解，他认为，这次被清退的四十多名代课教师，其中有二十多名是绝对的教学骨干，任何一方面都不比公办教师差。

“我们退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新补充的公办教师，他们能否接过这副担子，一是他们能否安心教学，二是教学质量能否达到要求，这两年新下来的非师范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了农村学校连小学一年级的a、o、e都教不好，机械执行清退政策的结果堪忧。”陈宏文说。

王政明一手创办的张家堡小学现在成了公办教师客栈。过去9个教师，4个是代课教师，都是本大队的。而新来的公办教师几乎都想着往城里调。

李家崖小学辞退了三名代课教师后，一下子增加的教学量几乎要把校长侯军权压垮。候军权也是代课教师，只不过是因为身为校长而暂时未辞退。

侯军权一人要带14门课，新派来的两名公办教师每人只带4门。此外，他还为学校的农村远程教育项目垫资4000元，这是卖了家里的老黄牛后垫上的。按照经验，这笔钱发还可能遥遥无期。而他坚持代最后一年课的工资是1920元。

一位渭源县城的学校领导沉痛地说，真正的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不相信的话就去对比一下代课教师的课表和公办教师的课表，然后再对比一下他们的工资单。

侯军权听闻后惨淡地笑笑：“其实代课教师课越多越高兴，这样就避免参加一些课余活动带来的尴尬，本来我们就是异类，到哪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对此，陈宏文校长感同身受。学区校长说，陈宏文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强，学区所以就决定由他来当校长。但有一次陈宏文对一个公办教师的教学提意见，对方回话把他呛住了：“你一个月才拿多少钱，你有编制吗，你凭什么管我？”

但真正的教师之心都是连在一起的。罗家磨福和希望小学的一位公办教师指着办公室几位教师说，“你看看，代课教师再这么一走，课程压力都承受不过来了。”

由于代课教师被清退，一些学校教师缺乏，只好采用“复式教学”，几个年级的课一起上。仅在会川一镇，南方周末记者便了解到4所面临这样困局的学校。

张家堡小学刘校长说，教师队伍不稳定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代课教师一清退，流动性过于频繁的现状毕竟会影响教学，上学期派下来的老师这学期都走了，而县上的中学老师下来支教小学也不一定适应。

杨川小学的秦校长则心疼他手下的那些代课教师，“那些人都是一离开学校就开不了学的骨干啊”。

陈宏文说：“代课教师清退后，现在整个会川镇学区缺53名老师，全县缺五百多名老师。为什么在农村教育严重缺员的情况下，不运用国家将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而机械地执行‘一刀切’的清退呢？

他说：“领导为什么不下来做一下调查，以为代课教师就是水平差、临时工，觉得代课教师给地方丢脸了呢？”

渭源民间作家寇倏茜一直关注着代课教师的命运。几年来，他骑着摩托车自费遍访了渭源的代课教师，写出了一本《乡村代课教师》的报告文学。

书中引述了一首渭源山区的花儿（一种流行于甘、宁、青的西北民歌，比秦腔更为苍凉沉郁），用淳朴的语言传唱代课教师的工作：

蓝天下的太阳花，

代课教师最伟大，

汗马功劳他立下 （音同“哈”）

名利不图不为啥，

心上牵着山里娃。

“中国最后的代课教师，他们的教育生命即将终结，但他们的精神不死。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交给历史，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群人，就像饿死在渭源首阳山上的伯夷和叔齐，代表着渭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寇倏茜说。

王政明是这本书的主角。在被清退后，寇倏茜问王政明：“这辈子后悔吗？”王政明说：“从来没有后悔！”

这个老人，这个群体，他们的一生像他手中的二胡，绷住的琴弦把自己勒紧，奏出生命的强音。然后，弦断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