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公里：一块煤的利益之旅

（本文刊载于2005年的《南方周末》）

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小区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它对于能源的需求像任何机构一样既独特又具备普遍性，如果追问它的供暖锅炉里燃烧的煤炭来自哪里，最终你会到达山西大同市后所沟前进煤矿所在的黄色山坡上。两地之间仅仅相距380公里，但在能源链条的两端，它们的利益却充满矛盾。

——编者按

在中国能源紧张的背景下，作为紧俏商品，煤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挑动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欲望。

矿难和由此引发的安全生产问题是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当煤矿超能力生产甚至冒险生产不断导致矿难的时候，本报记者从北京循着一块燃烧中的煤出发，回溯它从挖出、运输到燃烧的辗转路线，试图在这条复杂的链条中，提供一个与煤有关的社会图景的缩影。

煤场像个超市，有暴利，有贫穷

2月26日，太月园、国昊桑达煤场

北京市的居民们不知道，他们的供暖用煤与骡子在井下的工作有关。

3月6日午后，北京市白天最高气温12摄氏度，采暖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太月园的5名锅炉工在控制室里慢悠悠地打着扑克。然而仅仅在8天前，2月26日，这个城市的各个供暖机构还处在降温的困扰之中，为了保障公寓楼群的温度，当时太月园的中央锅炉加大了用煤量，不得不再次向煤场购煤。

太月园今冬用煤来源很多，原因之一就是煤源不够稳定。“有时两天拉来一车，有时一天就拉来好几车。”一位锅炉工说，“哪儿来的都有，乱着呢。”位于北京昌平的国昊桑达煤场，就是这个社区的供应商之一。

2月27日，国昊桑达煤场的老板张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一个个煤堆，抱怨煤炭坑口价格上涨，自己根本赚不到钱。不过他承认，煤非常好卖，这边儿卸下了货，那边儿就有人要。

每当隆冬来临，大雪封住了八达岭的山路，国昊桑达煤场的利润就找上门来。昌平南口地区的煤场一家连着一家，顺着被煤粉染成黑色的泥土路，急需燃煤的供暖公司和工厂就能找到它们。对于物流环节来说，它们是公路交通必不可少的转运站；对于流通环节来说，它们又是中间商。国昊桑达煤场在2004年销售了12万吨来自鄂尔多斯和大同的普通煤炭，价格通常在每吨330元到340元左右，这中间的利润相当不错，可是煤场老板张选还是叹息大不如前。

单就一个煤场来说，12万吨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去年岁末的70天里，北京市为保障全市供暖而计划调运的储备煤炭量也只有50万吨。

这是一个煤炭紧缺的冬天，当时，北京市发改委预计，今冬北京市煤炭需求为1460万吨，其中电煤约550万吨，锅炉供暖用煤约450万吨；民用煤约100万吨。其中，锅炉及民用燃煤库储煤率不足45％。

在能源不这么紧俏的时候，煤炭的地位不仅在工业领域一度下降，在民用领域也是如此。为了确保“蓝天计划”的实施，北京市一直在进行供暖设施的改造。资料显示，到去年年末为止，北京市天然气锅炉总数已经达5142台，采用燃气锅炉进行分散供暖的面积已达到1.7亿平方米以上。除此之外，北京市还有1900多辆公交车使用压缩天然气。

四处扬起粉尘的煤炭显然不是最受欢迎的能源，石油、天然气等更优质的能源都供不应求。

由于北京市供暖能源紧张，政府开始号召大家把温度调到20摄氏度左右。另一方面，市长王岐山要求加强管理。“我们开始查天然气表，3500个锅炉挨个查。”当时他表示，一定要查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魔鬼就在细节中。”最后，王岐山市长引用一位投资银行家对他说过的一句作为结论。这个“细节”，事实上就是需求的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带来能源方面不知餍足的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牛梨在去年冬天表示，中国能源问题的短缺，表面上在运输、需求等方面反映出来，根子却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上。中国作为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使用效率比西方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单位GDP的能耗和水资源用量过大，才导致中国经济的资源瓶颈。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标志着国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2亿吨，占据世界首位。以钢铁生产为代表的工业能源需求是如此之惊人，以致本国居世界首位的煤炭生产量也不敷使用。

在国昊桑达煤场，工人刘进青说，这两年冬天到这里买煤的车特别多，而且跟以前不一样，没有什么人在价钱上太费口舌。附近的煤场很多，北京周边还有很多煤场集中的区域，行业内价格稳定，因此买卖双方都很痛快。“这就跟超市买东西似的，现在买煤卖煤形成规模了。”他说。

刘进青家里有个女孩，正在上初中，妻子不上班，全家人的收入都靠他800元左右的薪水维持。谈到他的老板时，他反问说，倒煤的能没有钱吗？另外一个工人说，这个煤场上不止张选一个老板，他们最初大多在产煤地比如大同倒运煤炭，如今到北京来，说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本。

昌平南口的煤场大多由山西人经营，工人也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在过秤、接待、后勤这些老板认为关键的工作，都由自己的亲信来做。刘进青说，像他这样的本地工人在煤场里少之又少，倒是有不少本地人会到这儿来做点儿外围生意，多少拿点儿回扣。

张选总是说自己没钱。他的抱怨是，成本太高了。他养着一支12辆斯太尔大型卡车组成的车队，由于各地交通部门合力整治公路超载，由自己出面倒运煤炭并获取暴利的空间已经缩减。现在他更多地坐在煤场办公室里，等待送货或买货的卡车驶过来，他只需监督过秤、做做账目即可。像这个行当里的很多老板一样，他敏感地防范着记者，对于“在煤炭生意中赚到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避之惟恐不及。

这个煤场占地100亩，是周围最大的一个，为此张选每年要向昌平南口农场交纳10.5万元租金。

张选说，天气转暖，民用煤的生意已经接近淡季。但是，到这里送煤的大型卡车依旧络绎不绝。在2月26日、27日和3月5日，我们看到，张选和这个煤场的其他老板们对送来的煤基本上照单全收，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核能研究院和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供暖车间。

短短旅程，煤价暴涨一倍还多

2月28日，北京市昌平区国昊桑达煤场———大同市天镇县同顺饭店

公路承担着煤炭短途运输的压力，各地交通部门都在整治超载，但煤车的老板们对罚款并不在乎。

2月28日和3月1日，连续两天，我们看到了也许超过1万辆的大型煤车在北京通往大同的各段公路上络绎往来。在八达岭路段，清一色的煤车川流不息，密集得如同北京的朝阳门立交桥上的车流。在张家口一带，它们甚至造成了蔓延数公里的拥堵。其中的一辆，由连续两天没吃没睡的任江驾驶，在2月28日下午2点钟驶出国昊桑达煤场，也汇入到这充满着冒险、暴利和辛劳的能源之旅中。

我们乘坐的这辆属于山西的奥龙卡车，连带拖车在内共挂着两块内蒙古牌照，因为内蒙古的养路费只要170元／吨，而山西则要190元／吨。它310马力，一主一挂，核定载重37吨，如果加以改装的话可以超过100吨。

任江不时使劲地揉着通红的眼睛，但是还撑得住，这也正是老板愿意付给他每月2800元薪水的原因。他的搭档张艳是老板的亲戚，负责一路上的现金收支，每月只能赚到700元。

虽然只有短短的380公里路途，但是经过这些重型卡车的载运之后，煤炭的价格暴涨了一倍还多。返回山西之前，张艳在煤场结完了账。这一趟他们为老板赚到了2000元。这次他们拉的是质量较差的“赖煤”，热值在5000大卡上下，坑口价格只有130元／吨，但到了北京就高达295元，上扬了130％。在这过程中，卡车车主赚到的利润固然可观，但加价的主要原因则要归于高昂的成本。

前天，这辆奥龙车在大同的煤矿上装上了37吨煤，张艳为此支付工人装车费70元、平整费20元、煤检站的35元／吨的煤检费、落里湾收费站70元，神泉堡收费站60元，以及大约1500元的往返油费。另外，各地交通部门的罚款也是成本之一。张艳说，罚款多则400－500元，少则100－200元。

下午4点半，在207国道下花园段的一个检查站，河北交警拦住了这辆奥龙。任江和张艳例行公事般下车，出示各种通行证，趴在检查站的窗口聊天，交纳罚款200元，拿到罚款理由为“改装加高”的罚单，返回车内继续上路。警察与司机之间的交往井然有序。

在车主们看来，罚款早已是必要的成本之一。只要允许跑，这些“改装车”的利润就会远远大于守规矩的车。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完全符合规定的煤车几乎没有。

北京到大同之间的路段只是煤炭物流不堪重负的一个缩影。一路上，不时出现一些标有允许载重量仅为10吨、13吨的小型桥梁，可是通过其上的汽车中几乎有80％都超过其允许负荷的2到10倍。

任江面无表情地保持着50公里／小时左右的速度。他41岁，已经开了15年运煤车，有两个孩子，分别读高中和初中。张艳25岁，他的计划是，过两年自己也当司机，可以多挣点儿钱。

煤车一接近延庆，就进入积雪的山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让那些迎面驶来的满载煤车。到下午6点钟，这辆奥龙抵达了河北张家口与山西大同的交界处。在刚刚经过的下花园至深井一带，数不清的煤栈挤在公路两旁，仅有的两车道上覆盖着煤灰。

天黑之后，张艳提醒我们，注意路上的那些120吨改装车。那是些改装成集装箱车的庞然大物，满载着煤，迎面驶来时能让你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矢量，日复一日地往来于这条煤炭之路上，不仅碾碎公路，而且难以刹车。

张艳说，这些车肯定是“在公路上有人”，否则根本不敢上路。与他的这一猜测相关的是，一年来各地交通部门大力打击超载。这一整治工作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作为整治手段之一的罚款，却不能彻底遏制煤车车主们的冒险。在这条煤炭物流的各个环节中，都有人在议论新出现的事实：高额罚款被当作了可以接受的成本，并被转嫁到终端，间接地造成了煤炭价格上涨。

与巨大的需求相比，罚款对于煤炭运输的影响显得不够强大。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开采商，巴西矿业集团的总裁豪杰•安奈力抱怨说，能阻止他们把矿石更多地卖给中国的，仅仅是巴西有限的港口吞吐量。同样，能够阻止大同的煤炭销往全国的，也只有一再增长却仍不敷使用的运输能力。

在2002年还有专家说，大秦铁路公司的运输能力的上限是1亿吨，但是在2004年，它就把1.5亿吨的原煤运到了秦皇岛港，2005年的计划运量则达到了2亿吨。这后一数字也正是2003年中国钢产量的数字，列世界第一位。钢铁、电力等重工业对于能源的巨大渴求和低下的能源利用率，是关于煤炭的种种故事的第一编撰者。

7点半，天黑了，车灯亮处划过稀疏的雪霰。任江继续疲劳驾驶，通过宣大高速公路进入大同境内。

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里：一个后兴的大国的迅速崛起，和它的纷繁复杂、艰难粗犷的现代化进程。国际能源署在与《2004世界能源展望》中说，中国不仅已成世界工厂，而且正在向重化工业转型。在多年出口打火机和玩具等小玩意之后，中国吸纳了更多的重工业资本和技术，正在准备出口汽车等更值钱的产品。

3月2日，在大同煤业集团下属的四台煤矿的运销站，站长常荣说，2004年这个站计划运出375万吨优质动力煤，实际上大大超额，运出了463.6万吨。负责装运机械的工人冯杰每月拿800元的薪水，每天由该站卸给列车的煤则大约价值600万，他说，这里平均每天要装满200节车皮。以往，春夏季节是这个运销站的工作淡季，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发现，所谓淡季已经彻底消失。

运力不足，车皮就变得值钱了。每到月底，常荣总能见到一两列并不在运输计划单之内的火车来矿里拉煤。他们把这种车叫“点装车”，即一些倒煤的商人通过“小条子”从铁路部门弄到的车皮。

在公路上，这种利益的驱动力表现得更为原始一些。晚上9点40分，任江的奥龙煤车回到了家乡大同市天镇县。张艳在漆黑一片的县城里跳下车，走进店面不超过20平米的“同顺饭店”，立刻跟等在那里的车主结账。每当说到数字时，两个人都用一台计算器互相示意，嘴上完全不说。这位老板一次性买下了那辆奥龙卡车的拖车，花了12万。车头价值28万，是他预付了30％，以租代买，每月还款1万多元。现在的营运收入足够支付每月还款，还可以有些赢余。

如果不是因为下雪路滑，奥龙车无法进山的话，他们本该连夜赶路，并在凌晨2点到达这一行程的目的地。

张艳说，他们的购煤地点通常在大同四台附近的私营煤矿和朔州后山一带的煤矿，范围非常大。“你们去大同四台附近就差多了。”他说。小煤矿的利润来自于其超低的成本，生产状况仍然原始。

骡子拉着的小煤矿

3月2日、3月3日：前进矿

按照矿主们多年遵照的习俗，大同的私营煤矿通常不过正月不开工。可是，在整个后所沟，大多数小煤矿都在传出各种机器开动的声音。

后所沟距大同市区40公里左右，是一条狭长的山沟，一侧的黄土山坡上每隔50米就有一家私营小煤矿的旗帜迎风招展。山坡上有很多狭小的洞穴，远远看过去好似10公里外的云冈石窟的缩微版，实际上，那就是曾有矿工居住过的窑洞的遗迹。3月3日下午，满载煤炭的斯太尔和奥龙等重型卡车陆续驶出沟底，另外一些卡车则停在一些煤矿的门口。

前进矿的矿主叫张凤岗，他自称，前进矿是后所沟里“最小”的煤矿，2004年产煤只有2.4万吨。但是据工人估算，这一数字应在18万吨左右。不过，张凤岗承认，煤价上涨带来了好处，他的煤矿正在赚钱。这个矿主给人以刻意“低调”的印象，说出的各个数字最多只有他的矿工们说出的1／3。

张凤岗是山西朔州市平鲁人，53岁，以前在同煤集团下属的挖金湾八矿工作，担任过煤炭销售公司的副经理。八矿破产后，他开始做生意，并承包了这个小矿井。他说，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井下的安全。他用方言说，目前前进煤矿正在“省政务大厅”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手续还没办下来。不过，就在他的办公室外10米远的地方，生产正在进行，绞车隆隆作响，把6辆满载煤块的矿车从井下拉出。

时近中午，张凤岗坐在办公室里的炕上，一边吃馒头和火腿，一边用一只大玻璃瓶喝热茶。

按照矿主们多年遵照的习俗，大同的私营煤矿通常不过正月不开工。另外，据大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副主任冯天林介绍，全大同市的地方煤矿都处于安全检查期，基本都处于停产状态。

可是，在整个后所沟，大多数小煤矿都在传出各种机器开动的声音。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机器，就像是多年以前的反映煤矿生活的电影中的道具。没有传输皮带，没有溜子，工人没有呼吸器，当然更没有综合采煤机械。与其说这里的矿工们从事的是一种地下挖掘行业，毋宁说他们只是地上和地下之间的搬运工。不过，这给张凤岗带来了明显的好处，“绞车拉煤车”的做法使得他的采矿成本非常低廉。

在隔着一条公路遥遥相望的国有四台矿，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133元／吨，而这里，据张凤岗自己的说法，也只有85元／吨。而据四台矿的一些技术人员估计，附近的小煤矿的采煤成本也就40元／吨左右。

在这里工作的大都是农民工，来自四川绵阳和湖北十堰的最多，附近的二台子村几乎没有人到这儿来干活。

张永和40岁，陕西左永县人，跟着村里的另外一个人来到这里，负责在井上运煤。他们这个组有20人，上面有包工头，工资直接和包工头结算，包工头则和张凤岗结算。与井下工人相比，他的收入不高，一个月大概在1000多元，但他不愿意下井去挖煤，因为“太危险，有时候石头会从头上掉下来”。

在这里，下井的大都是肯吃苦的四川工人。他们的收入多少与采煤技术的关系不大，甚至与干劲儿的关系也不大，主要取决于他们买到什么样的骡子。

在井下，前进矿采取的是炮采的老方法，即，在煤层中打眼，塞进雷管，放炮，崩塌后用人力搬运到矿车上，再用绞车拉出地面。在煤层和矿车轨道之间有800米的距离，就要使用骡子。在这个矿的山坡上停放着几个骡拉煤车，即在一辆普通小车上面安装一个用于盛煤的黑胶皮“碗”。这种骡拉煤车有两种“型号”，一种可以装500公斤煤，另一种就只能装300公斤。徐清华（化名）去年牵着他的骡子到了这里，在下井矿工中算赚得比较少的。他的骡子买得早，只花费了他1300多元，但是体力不好，只能拉300公斤的小车。他证实，这里的每个下井矿工都自己掏钱买了骡子，如果干得好的话，一个月能挣3000元，正好是现在买一只骡子的价钱。

矿主张凤岗请我们不要拍摄骡车的照片，“现在正禁骡车呢！”下午1点，山坡下来了水车，矿工的妻子们纷纷从煤矿的各个角落里钻出来，去坡下挑水。这些四川女人大多很年轻，跟随同样年轻的丈夫来到这里，住在15平米左右大小、除了炕和炉子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黑乎乎的窑洞里。她们都没有工作，每天所做的事情除了挑水之外，就是等待丈夫回到地面。矿上没有食堂，更没有澡堂，挑来的水既用于各个小窑洞的自办伙食，也用于男人们干完活儿之后简单的擦洗。

去年10月，来自四川绵阳的罗跃荣在井下运煤时被掉下来的顶板砸伤了腰椎，至今仍在卧床休息。下午2点，他的妻子陪着他躺着炕上，两人昏昏欲睡。老板给他每月1000元，作为治疗费用。他希望自己快点儿好起来以便下井干活儿，不过，他现在不仅不能走路，而且腿部神经总是感到麻木。在小窑洞的墙上，罗跃荣挖出一个凹巢，以前有骡子的时候，他就把骡子放在这个凹巢里，紧贴着他的床。

罗跃荣说，矿上的工人相处得不错，虽说未必全是老实本分的人，但是大家能够相互体谅，“出门求财，遇到些小事情也就算了。”

不过，就在不远处的国有四台矿的矿工家属区里，却充满了对这里的小煤矿上的外地工人的敌意。一到晚上8点半之后，外地口音的人几乎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周围特别乱，小煤窑里什么人都有。”这个矿工家属区里的一个女孩说，“这么晚了谁也不可能给你们开门。”

严厉的安全手段下，依然潜伏着危险

3月2日、3月3日：国有大矿四台矿

四台矿最近两年没有出现过死人的事故，但是受伤事件还是常有。

3月2日下午，在四台矿地下140米深的巷道里，综采四队的工人们趟过地下水造成的30厘米深的黑色溪流，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到达了采煤工作面。综合采煤系统正在吼叫着。

一年多以来，国有煤矿频繁发生的重大事故给这家高瓦斯煤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2004年，四台矿不得不采取较为严厉的手段，处罚了违反安全规定者447人次。这家煤矿的副矿长王存权承认，潜伏的危险常常来自对产量的过分追求。另一方面，在这个煤炭价格上涨的繁荣时期，煤矿工人们确实期望着更多地产煤，以提高自己的收入。

像全国很多煤矿一样，增产是这里的追求之一。2004年，四台矿计划生产375万吨，实际生产了486万吨。同煤集团公司规定，每多生产1万吨，奖励30万元，这些钱奖励给6300名员工。

一名矿工说，去年年终他领到的奖金是900元。在巷道里，负责看变电所的老矿工白阳涛说，矿工们的收入确实有提高，相对来说，四台矿的井下工作条件也算不错，但是“这个工作还是有危险”。

矿工收入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矿工的全家人。白阳涛的三个儿子都在矿上工作，其中两个儿子下井。在国有煤矿，子承父业往往被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过，有一些年轻人对矿上为他们安排工作的前景不太乐观。一位因工伤致残的矿工的女儿在3月2日晚上说，以前她一直在等待矿上分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

下午，综合采煤系统的直径1.8米的金属切割轮迅速地陷到煤层和矸石之中，发出巨大的噪音。仅仅一分钟之后，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完全由黑色粉末充斥的空间之中，到处都是密集、剧烈翻滚的煤尘。一些体积较大的煤块被切割轮高高抛起，更多的煤碎成了小块，落进传送带，开始向井口的方向流淌。空气很热，每个人都大汗淋漓。矿工们更多地是把呼吸器挂在脖子上，而不是罩在鼻子上。

支架工刘旺站在操作台旁边，随时准备挪动液压支架。他每个月可以赚将近3000元，因此虽然每天上班10小时，经常置身于漫天煤粉之中，而且充满各种危险，这在矿上仍然是令人嫉妒的好工作。

一位机电组的矿工说，他曾想到采煤队去工作，为此曾给某个“说了算”的人送去2000元钱，但是被拒绝了。他宣称，据他的调查，合理的价格是3000元。矿工们反映，他们的工资发放中存在着一种“背牛”现象，即每月都会被队长扣掉一部分，但是具体用于何种用途却得不到解释。在去年发生矿难的河南大平煤矿，矿工们中间也普遍流传着与此类似的说法。

危险依旧存在于矿工们的周围。四台矿最近两年没有出现过死人的事故，但是受伤事件还是常有，目前共有工残人员70多名。前进矿的一名矿工说，矿上死过人，老板给抚恤金要看矿工来自哪里，附近的能给10万，四川来的就只给3万、5万。

与前进矿一样，四台矿的煤炭也运往北京，只不过不作为民用而已。它的直径超过50厘米的大块煤被运往首钢。对于这个国有大矿，前进矿上的土矿工们羡慕不已，他们说，自己非常想进国有矿，可惜的是没有门路。

他们还将住在山坡上的小窑洞里，不了解380公里之外，太月园小区那每平方米近万元的公寓；同样的，太月园的居民们也不了解矿工们在井下和井上遇到过什么。实际上，除了矿难发生那段时间关注一下新闻外，煤矿生产听上去是非常枯燥的故事，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

“挖煤，赶骡子。”前进矿38岁的矿工李大祥总结说，“打扑克，‘抓三’，看电视，我最喜欢枪战的。一个月能去一回大同，车票太贵，平时5块，过年10块。最远去过山西跟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太原没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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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煤炭业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问题

经济学家指出，2004年煤炭行业经营态势的好转与国民经济中的过热投资有关，行业的景气之象并不意味着其已经消解了自身存在的相关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煤炭行业能否保持2004年来的景气态势，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将取决于煤炭行业及各相关主体能否解决好四大问题。

超常经济增长下的煤价上涨是否有可持续性

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行业一直挣扎于微利和亏损边缘。经济学家樊纲在2004年底召开的“2004年煤炭经济论坛”上指出，今年煤炭价格的上涨和煤炭企业效益的好转是在宏观经济形势超常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无疑，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不太可能在长期内保持这种非常增长，目前近30％的投资增速也不太可能长期继续下去。对煤炭企业而言，能否在经济回归正常增长速度后保持较好的经营态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2003年、2004年经营出现转机的煤炭行业，能否再接再厉，走上持续稳健的发展轨道，将取决于整个煤炭行业能否解决好其面临的问题。

煤炭企业议价能力较弱

政府较低的指导价格无疑是煤炭企业提升自身经营效益的一个掣肘。

除去政府指导对煤价的抑制，煤价还受制于煤炭行业内无序的竞争状况。目前我国有2.8万多个煤矿，规模以上的煤炭企业3400多家，行业内经营过度分散，无序竞争严重，煤炭供大于求时竞相压价，市场秩序混乱，价格大幅度下滑，行业经济发展陷于十分困难境地。企业经营过于分散的格局，无疑大大降低了煤炭企业的议价能力，使其在价格谈判上处于被动地位。

交通瓶颈制约煤炭供求关系

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制于交通瓶颈，客观上促成了2004年以来煤炭价格的上涨，同时，这也使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较大部分收益流入了交通系统。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指出，我国煤炭销售中间环节比较多，目前销售中间环节费用上涨幅度大，煤矿实际获得的价格上涨收益则不多。

存在安全隐患和隐性成本

虽然煤炭行业目前的经营态势出现了好转，但是，如果考虑了安全投入等欠账，整个行业仍为亏损。

目前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人数总和，每年死亡大约6000多人。2000年中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6.096；2001年为5.07，2002年为4.64。中国即使设备和条件都有一定基础的国有重点煤矿，目前百万吨死亡率仍高达1.00以上。

中国煤炭行业极高的死亡率与煤炭企业的安全投入不足直接相关。煤炭行业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的50年中，一直处于微利和亏损边缘，其中有25年全行业亏损。在财政补贴不足的年份，煤炭企业不得不减少安全投入来弥补亏损。大量的补亏，使企业安全设施和职工生活福利欠账多。

（据《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