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吴宓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通人。他一生好学不倦，淹贯中西。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曾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学说的英文书《文明还是诸文明》，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有几处吴先生的批注。王先生读了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687页）。可见吴先生的片言只语都值得我辈珍视。

吴宓晚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卜居重庆山城，生活并不顺遂，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膑足（批斗时被推倒，导致腿骨骨折）盲目（患白内障），备受折磨。他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时曾担任过世界古代史的教席，恰与笔者目前所授课程相同。他在教授这门课时曾遭逢颇多周折，既让人慨叹，也发人深思，亦可由此寻觅时代留下的曲折印迹。吴先生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本文所引的材料皆来自《吴宓日记续编》（北京三联，2006）。

改行教世界古代史

吴宓先生去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师任教，本是出于偶然。1949年4月，他入川准备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因战火弥漫被阻于重庆，先后在私立勉仁文学院和相辉学院任教。这些学校有的后来辗转并入了西南师范学院，吴先生也就随之成为西师教师队伍的一员。头两年，吴宓在外文系教他熟悉的“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不久随着“全盘苏化”，他也学起了俄文，后来外文系停掉英文专业，改为俄文系，学生全部学俄文，不再需要人教“英国文学史”了。1953年2月，吴宓遂改行去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

刚开始他教书还算顺利，课余时间就读一些参考书，如伯里（Bury）的希腊史等等。历史系的系主任孙培良对他也比较尊重，外出时还请他代理了一段时间的系主任。当上代系主任后，上午要去系里办公，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在6月30日政治学习时，吴宓发言，要求教师注意两点：一是要认识到学术的整体性；二是对学生要强调“教亦多术矣”，也就是教授方法有多种，不能让学生因喜爱甲老师的A方法，而讨厌乙老师的B方法。他似乎对后来的遭遇有点预感，担心以后的教学能否受欢迎。

吴宓所在的西南师大历史系教研组工作表 采自《吴宓日记续编》

老教授遇上了新问题

代理主任是暂时的，吴宓的正式职务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小组主任，每周要上几节历史系本科的“世界古代史”，而专科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则由副教授陈济沧上。教学小组要组织活动，1953年11月24日，大家听了陈济沧的课，27日的例会上，助教孙甫儒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