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三个大学堂章程

清末维新，百废待兴。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主要是因为民智未开。民智未开，则是因为八股取士。因此必须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式教育，这才是治本之道。教育的立法、规划和章程的制定，因此成为最亟的要务。清末的三个“大学堂章程”，就这样产生了。

梁启超草拟第一个大学堂章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此后，光绪在一个月中两下谕旨，敦促有关部门就京师大学堂创建一事“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在光绪的一再督促下，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请康有为代为起草学堂章程。康有为又委托梁启超捉刀。梁启超早在编《时务报》时，就注重各国教育。他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写好《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交由总理衙门上呈了。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个章程，委派他的老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具体筹建工作。《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强调大学堂的核心是培养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奉为创办大学堂的目的。

章程在第一章“总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要把京师大学堂办成“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其后，章程明确规定各省都要创办新式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大学堂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章程指出：“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