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共史前史上的小人物赵永禄点滴——《饿乡纪程》中的一个掌故

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１９２０年冬至１９２１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１２月１８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俄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哪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都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５－７６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１月１４日《晨报》，署名秋白）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两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Ｂ·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道：
    １９２０年６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６月２５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１９２０年７月１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惟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与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Ｍ·Ｂ·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Ｋ．Ｂ．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第５７－５８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１９２０年４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７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