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钱锺书评吴宓诗集

    １９６０年代末，萧公权老师退休后开始写自传《问学谏往录》。当他写到与吴宓交往的一段时，曾跟我提到他的这位老友为情所苦的往事。吴宓狂热地追求毛彦文，但当毛催吴立刻到沪相会时，吴仍在清华忙着编书，坐失时机，果不然，毛很快就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在上海宣布结婚。
    吴宓忙着编的书就是他的诗集，他全心投入自己心爱的诗，误了约会，失了恋，可见《吴宓诗集》代价之高。这本诗集我曾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台北买到地平线出版的影印本，２００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出了经过吴宓女儿吴学昭女士整理的新版，版式美观大方。
    《吴宓诗集》由抗战前的中华书局初版，定价国币二元四角。当时著名的英文《天下月刊》（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编者将这本诗集寄给在英国留学的钱锺书写书评。当时年仅２７岁的钱锺书先写了一封回信，答应为这本诗集写一“完整的评论”（ａ ｆｕｌｌ－ｄｒｅｓ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不过，他在回信中已作了要点评论，编者并将之刊登。所以，当完整的评论寄达时，有些重复，编者觉得没有必要再登。钱先生晚年偶得手写残稿，略作修改，钱夫人杨绛女士将此一信一文都收录在去年在北京出版的《钱锺书英文文集》里，承杨先生亲笔题赠一册，不仅得窥一信一文的全豹，并充分享受钱先生风趣而典雅的英文书写。
    钱锺书推崇吴宓是一位好老师，他拥有的欧洲文学史的知识足使年轻学子受益匪浅，但吴宓并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按中国旧诗所必须的严格声律而论，他的佳作无多。钱评更一语道破：吴书中“太多自己”（ｃｏｐ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ｒｒａｓｓｉｎｇｌｙ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ｗａｓｈ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ｈｉｓ ｄｉｒｔｙ ｌｉｎｅ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足使读过吴宓诗集者莞尔。
    论者皆知，吴宓及其《学衡》诸君子“膜拜”（ｌｉｃｋ ｔｈｅ ｓｈｏｅｓ）哈佛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Ｉｒｖｉｎｇ Ｂａｂｂｉｔｔ）。白氏以人文主义力拒浪漫主义，故吴宓在哈佛圣人的旗帜下，也极力反对浪漫主义。然而吴宓根本不是白璧德的好学生，因为吴宓“在理智上所痛恨的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喜爱的”（ａｂ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ｙ ｗｈａｔ ｈｅ ｌｏｖｅ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正如温源宁所说：吴宓“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此话令我想起１９６０年代初美国汉学家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对梁启超的论断：梁在理智上接受西方而在情感上迷恋传统。列氏不可能看到钱评，不会受到钱氏的启发，但列论梁的简单二分法，不免“捕风捉影”，而钱评却洞见吴之复杂性格。吴宓无论在言在行都是“永不悔改”的浪漫主义者，并将其浪漫行径记录在诗集里。他肆无忌惮地追求爱情，然而“他失去了乐园，并没有得到夏娃”（ｈｅ ｈａｓ ｌｏｓｔ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ｅ）；他实在无法驱除那挥之不去的浪漫恶魔。吴宓的悲剧与苦恼，岂不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痛”（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吴宓写诗好像就是为了在感情上求解脱，诗集中情诗占了最多的篇幅，其目的好像不是为了“没脑筋的轻浮少女”（ｓｃａｔｔｅｒ－ｂｒａｉｎｅｄ ｆｌａｐｐｅｒｓ），就是为了“过气的风骚妇人”（ｓｕｐｅｒａｎｎｕａｔｅｄ ｃｏｑｕｅｔｔｅｓ）。我们在《吴宓日记》里才知道，“风骚妇人”一语真正刺痛了吴宓，钱锺书见到吴宓日记后为之歉然，并公开告罪，但我们不得不说，青年钱锺书真是他老师的知心人，洞察细微。